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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全科医生面临不信任 8成患者只拿药不看病--亲民维稳网络舆情监测室
2012-07-07

  《社区全科医生面临不信任 8成患者只拿药不看病--亲民维稳网络舆情监测室》是一篇有关亲民维稳的好文章,觉得有用就收藏了,重新编辑了一下发到中国亲稳网,觉得好就请收藏下。

  早上八点半,东城区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马佳医生的诊室里,已有居民排队候诊,马医生熟络地和他们打着招呼。一位大妈开了几种治皮肤病的药,还没出门,又满脸不高兴地返回来:“我这么点药就70多,刚才那人开了一大堆,怎么也70多?”“您这个不是医保还没到累计1300元吗,要自付,他那个已经超过1300元,自己只需要付10%。”马佳耐心地解释,直到大妈听明白。

  将近10年,作为一名社区全科医生,也是这个卫生站的站长,马佳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随着居民络绎不绝地过来,整个上午马医生不得空闲。她不觉劳累,反而有种欣喜:“我们这个小区被两家大医院夹在中间,每天还有100多人的门诊流量,这说明什么?是居民对我们的工作开始逐渐认可!”

  这个小小的100多平方米的社区卫生站,共有5名全科医生,正好是老中青三代,似乎诠释着全科医生的发展史。几年里,有人来,有人走,对这个工作,他们有失望,有委屈,也有感动和自豪,他们是全市两万多名社区全科医生的缩影,如今,这个被称为“居民健康守门人”的岗位还缺员1万多人,已有的正在流失中。

  面临不信任

  8成患者只拿药不看病

  记者在海运仓卫生服务站从8点多一直呆到12点,居民大部分都是来拿药,输液,推拿理疗的,鲜有问诊看病的。马佳表示,这就是社区医生面对的现实,“很多人先去大医院看病,然后到社区拿药,觉得社区医生医术肯定不如大医院的专科医生。”

  29岁的欧阳鼎是站里最年轻的医生,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临床专业,也是唯一接受5年本科+3年全科医生培训的最新一代全科医生,她坦言“我们地位比较低。”因为8成居民是来开药的,还有的咨询和做简单检查的,在一个“死也要死在三甲医院”的时代,这种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

  记者了解到,全科医生在本市乃至全国都起步很晚,1988年首都医科大学率先从国外系统地引进了全科医学的概念,于1989年成立了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师培训中心,1992年招收了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届本科全科试点班,后来教育者发现全科医学由于自身的特点更适合采取毕业后教育,不宜在本科阶段开设,所以本市的全科医生基本都是“转岗培训”的。

  57岁的马佳是本市较早的一批全科医生,“我原来在六院工作,专业是中医,1996年接受了首都医科大学3年全科医生培训。”当年的这个培训还属于“夜校”性质,是用业余时间完成的;“第二代”要算站里另一位30多岁的骨干医生王荣,她有多年临床经验,在2010年接受了一年脱产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而“第三代”欧阳鼎则是经过标准的“5+3”培训,去年考下了正规的全科医生证书,是目前在全市推广的全科医生培训模式。“我们这种基层的卫生站,现在招的全科医生也都是拥有本科和硕士学历的,整体素质并不亚于大医院。”马佳说。

  但不信任还是难以改变,“病人对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期望不一样,他们不要求脑科医生会看脚气,却要求我们样样精通,这是不现实的。结果就是,有人彻夜在三甲医院排队挂号,看了很多科室,还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马佳表示,无论是在国外还是中国,全科医生除了对病人病情做一个初步的诊断,最大的功能其实是正确及时地转诊,“通过我们的判断,把病人转给专科医生,让他们及时得到诊治,不用花冤枉钱跑冤枉路,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职责。”

  不久前,一名因糖尿病导致白内障的居民被马佳及时转诊到同仁医院,“从初诊到做完手术,一共两周,自己跑去挂号绝对没有这么快。”海运仓卫生服务站目前和协和、同仁等大医院都建立了双向转诊制度,全市的很多社区卫生服务站都建立了转诊制度,但是大部分市民并不了解。

  不是万金油

  最大的优势是对病人熟悉

  小区里的几次突发事件,正在逐渐改变居民们对社区全科医生的印象。

  不久前,一位居民来到卫生站,说是身上冒冷汗,想拿点感冒药,马佳医生从电脑里调出病人的档案,知道她有冠心病史,建议她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发现“心房扑动”,对冠心病患者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她立刻叫了120,最终患者性命无忧。而另一位老人晨练的时候忽然晕倒在小区里,社区医生赶去急救,知道这位老人平时患有糖尿病,于是给他喂了糖水,病情很快缓解。

  “如果老人直接被120送到大医院急救,他们不一定能及时发现老人的病因,需要做很多检查和化验,有可能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我们的优势就是对病人熟悉。”马佳说,熟悉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是全科医生的一项基本功。

  马站长诊室里有两个大柜子,左边的柜子里装的是整个社区13000多居民的基本健康资料,右边装着签约的6000多居民的更为详细的资料。“这个是我们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我们医生护士自己动手,用了几年,把6000多签约居民的资料全部输入电脑,他们主要是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慢性病患者,还有高危风险群体。档案库里,他们的各种情况一目了然。”马佳随便点开一个居民的档案,记者看到里面列出的除了这个居民的基本情况,还包括家族病史、过往病史、确诊医院、手术情况,还有生活习惯、不良嗜好以及体重指数,关于抑郁和焦虑的心理评估,中医体质评估等,分成好几页,非常详细。“我们每个医生要分管几百个居民,我主管456个居民,很多有慢性病的居民,经常要电话随诊。”

  这些海量工作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刘锡福老人是马佳医生主管的一位居民。一天,老人感到头晕不适、肢麻,老人的儿子给她打电话。马佳检查后,通过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将老人转到东直门医院,确诊为“腔隙性脑梗塞”。由于诊治及时,未发生后遗症。病愈后老人风趣地说:“我现在成了马医生的重点保护对象,后半生的健康就托付给马医生了。”

  活儿多钱少

  想留住年轻人不容易

  “全科医生的累,主要还是琐碎,每天面对老人,免不了家长里短,不但要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还经常要做心理咨询师,解决心理问题,甚至调解家庭矛盾。”马佳说,这对从医科大学毕业到社区工作的80后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记者在卫生站采访的半天里,每个医生基本没有闲暇,除了问诊开药,打针输液,还要理疗拔罐,按摩康复,甚至包括发放计生用品,给孕妇发放叶酸。他们还要定期组织居民参加健康教育讲座,在居民中成立“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培训“家庭保健员”等。

  “对于无法行动长期卧床的慢性病人,还要定期入户,给他们置换尿管。”80后的欧阳鼎表示,在这种环境中,医术其实并不是第一位的,“主要是学会和居民们沟通,取得他们的信任。”

  欧阳鼎2008年从天津医科大学毕业,正逢北京市东城社管中心到学校招聘社区全科医生,就报了名。“我们学临床的本科生要进大医院很难,来这里可以落北京户口,有正式编制,而且不用加夜班。”小姑娘说话很实在,“工资确实不高,全加起来一共2000多元,我在附近和别人合租一个房子,不到1000元,剩下的用来生活很紧张。”年轻人的流失在社区全科医生中是最多的,马佳站长手下曾有3名硕士,其中一名已经离开。

  除了工资低,人员流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足不了职业发展理想”。李华曾经是西城区一家社区卫生站的全科医生,干了三年后跳槽到宣武区一家专科医院,“违约赔偿了10多万元,为了离开还借了钱。”李华觉得,在社区卫生站,没有机会实现他做一个高水平医生的梦想,“全是常见病,不具备检查和医疗的硬件设施,没机会接触大量病例,更没机会做手术,搞科研,学了8年医科,在那里太浪费了。”

  马佳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她认为在社区同样可以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而且社区“并不缺乏科研选题,甚至有独特的优势,比如我们小区,很多都是整个家族所有的亲属都住在这里,完全可以跟踪一个高血压家族或者糖尿病家族,做家族病的追踪管理和研究,这样完整的案例在大医院是找不到的。”但不可否认,忙碌琐碎的日常工作使科研难以开展,欧阳鼎无奈地说:“确实没有时间做。”

  职业有梦想

  能体面地有尊严地工作

  马佳已经快要退休,但对于她热爱的社区医生这个职业,仍然有很多梦想,“在我的设想中,社区全科医生将来应该和专科医院的专家实现一对一无缝对接,实现病人资料的全部电脑联网,我这边首诊一个病人,可以为他推荐专科医院的某位擅长治疗这种病的专家,然后把病人转诊过去,那边专科医生随时可以调出病人多年来在社区建立的病历资料,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信息共享。”

  其实这并非遥远的梦想,在很多国家,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合作就是这样进行的。资料显示,国外一般都是首诊负责制,患者只有得到社区医生的确认,才能转诊到大医院专科进行治疗,治疗之后的康复也需要再转回社区。在香港,患者如果不经过社区医院的诊疗自行到大医院诊治,所有的费用都需要自己负担,相反则只需要负担挂号费。“社区首诊——转诊至大医院——社区康复”的三级就医转诊体系也是我国一直在医改中倡导的看病模式,但真正推行起来却举步维艰。

  “真正实行社区首诊的只有社区无保障老人,他们必须通过社区转诊才能报销医疗费用,对其他患者则没有硬性规定,只是引导提倡,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并没有真正实现。”马佳说。有统计显示,70%至80%到医院就诊的疾病都是常见病、多发病,根本没有必要到大医院就诊。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区全科医生的地位和作用都无法积极地体现。

  据统计,北京市实际需要社区医务人员3万人,而缺口达到了1万多人,且社区医务人员还在不断流失。2007年至2009年三年间,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引进2000人,但同时流失率也非常高,另觅他职的社区医生67%是因为薪酬过低。这种严重的缺员和流失如果没有改善,最终将导致全民健康维护网络的崩溃。

  “要想留住高素质的全科人才,就要让他们有体面、有尊严地工作,给他们好的保障和待遇。”马佳站长表示,她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已经多次提出议案,她渴望着,在退休前能看到这一天。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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