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选派省直官员驻村扶贫 不脱贫干部不撤回--亲稳网络舆情监测室》是一篇有关亲民维稳的好文章，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文章，重新排版了一下发到这里[http://www.zgqw.org]，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东平县戴庙镇东金山村“第一书记”张博韬骑电动车下乡。
“第一书记”于军波和张博韬去鸡场购买鸡苗。
通过“第一书记”的努力,东平县戴庙镇的孩子们在“六一”前收到了新书包。

　　文/片 本报记者 郭静

　　2012年4月份起，山东省从省直单位选派了582名“第一书记”到贫困村抓党建促脱贫，目前，“第一书记”已到帮包村开展调研、听取意见、制定规划，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这582名“第一书记”肩负着促脱贫的重担，更被寄予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希望。三年之后是否能达到预期？从上到下，皆拭目以待。

　　孔军从未想到，有一天他会回到农村当村里的“第一书记”。

　　作为山东省交通厅财务处副处长，在机关工作20多年的孔军，三个多月前到滨州市无棣县佘家镇观音堂村挂职驻村，成为该村的“孔书记”。

　　孔军只是万名“第一书记”的一员，自今年初中央部署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以来，山东省已选派2.6万名“第一书记”，帮包1.8万个村、社区等基层单位，已有7800多名“第一书记”驻村开展工作。其中，208个省直单位选派了582名“第一书记”打头阵、做示范，到贫困村抓党建促脱贫，一包三年，一年一轮换。

　　582名省直单位选派的“第一书记”肩负着促脱贫的重担，更被寄予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希望。三年之后是否能达到预期？从上到下，皆拭目以待。

　　进了村就是一家人

　　6月14日早上6点，孔军就起床了，简单洗漱一下出了门。每天先去观音堂村转转，这已经成了他驻村之后的必修课。

　　观音堂村离镇中心不远，步行不到20分钟。路上遇到几个骑着电动车下地干活的村民跟他打招呼，他笑着回应。有时遇到不太熟悉的村民会停下问他，“你是从省里来的书记？”他就跟对方寒暄几句，拉拉家里的情况和需求。

　　这是他调研的方式之一。“入户摸底调研有时候不太现实。”孔军说，正值夏天，农村又多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农忙的时候，白天家里没人，“只能抽一早一晚的时机，遇到谁就跟谁拉拉。这样时间长了，村里的情况也就摸得差不多了。观音堂村位于无棣县东南部，距县城约30公里，村里421户，1266人，主要是农业，村集体收入每年2万多元……”他扳着手指一一道来，村里各种情况了然在心。

　　观音堂村党支部书记尹玉彪开玩笑说：“孔书记已经进入角色，成了观音堂村人。”

　　“彪哥过奖！我来到这村，跟你一样，当然就是这村的人了。”孔军笑着回应。

　　看得出，私下里这俩“书记”关系很好，一个称其“彪哥”，一个回他“孔哥”。

　　3月5日，作为省直单位12个试点之一，孔军领队，和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办公室主任科员周衍平、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规划财务处副主任科员潘东齐到观音堂村报到。作为试点，他们比4月中旬的省直单位“第一书记”的大规模下村，早了一个多月。在第二批“第一书记”下派中，他们又多了两个“战友”：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市政所副主任孙海波和山东省交通职业学院督导考核组副主任曲平波。同时，帮扶的村增加至5个，每村一名“第一书记”。

　　刚得知自己被选为“第一书记”时，孔军心里直犯嘀咕，“自己年龄近50岁了，也不求什么提拔重用，另外也没有包村的经验，怎么选我呢？”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贾学英跟他谈了话，“厅长说，农村情况比较复杂，需要有个年龄大的、办事妥当的带队。”

　　后来他知道，省直大规模派出的582名“第一书记”中，他不是年龄最大的，57岁的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离退休干部处副处长冯来友年龄最大，而最年轻的则只有25岁，处级干部占30%以上。来自机关的240名，占41.2%；企事业单位的208名，占35.7%；高等院校的134名，占23%。582个贫困村集中在枣庄、济宁、泰安、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8市的老区、山区、黄河滩区、盐碱涝洼区、库区，是全省贫困地区中的“硬骨头”。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就在孔军他们在试点村开展工作一个月后，4月7日，他们随同所有的省直单位派出的“第一书记”在临沂进行了培训，为期一周。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上了第一课，她说：“一次举办近600人的培训班，这在山东省这些年的培训历史上前所未有。”

　　培训首日，他们到马牧池、孟良崮进行红色党性教育，观看电影《沂蒙六姐妹》和《第一书记》，很多人泪流满面。“这真的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没有夸张的成分，身临其境，你就感觉到热血沸腾，老百姓为我们付出了太多，我们付出什么都不为过。”大众报业集团选派的“第一书记”王洪亮说。

　　“心里涌动着一种激情，想真正为老百姓办点事。”当时已经在村里一个多月的周衍平更有切身的感受，“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很多情感大家都是一致的。”

　　培训结束后，省人大办公厅研究室宣传处副主任科员、东平县戴庙镇东金山村“第一书记”张博韬才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这个80后的“第一书记”有了一种“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使命感，“之前对农村的印象只是浮在表层，不知道农村孩子上学连像样的操场都没有，也不知道现在还有很多土坯房，怕下雨淋倒了，得用大木头顶着。”

　　跟其他四个同事一起，张博韬他们住在村里，他们所帮扶的南庄村为他们在村委会内提供了宿舍，共三间，一间用来集中办公，另外两间住宿使用，分别住两人和三人。房间比较狭小，只能容得下几张单人床，他们的日常用品都堆在墙角或床底。

　　“晚上一人打呼噜，就吵得大家睡不着。”省人大办公厅行政处主任科员、东平县戴庙镇陆庄村“第一书记”于军波说，大家吃住在一起，有了同甘共苦的感情。“只要适合的，有项目一起上，有资源一起用，大家是一个集体。”他指着张博韬开玩笑，“我们村里养鸡，这小子也从省农科院弄了芦花鸡苗养，养好了还得我帮他销。”

　　张博韬之所以养鸡，是因为村里有6个空闲的鸡鸭舍，大概2000多平米。“以前村里养殖户养过鸡鸭，但是卫生防疫做得不够，没有成功的经验，这次我请专业人员对养殖人员进行了岗前培训，加强管理，希望能通过集体带头，带动村民致富的积极性。”他说，“促脱贫的压力特别大，我们村2011年没有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农民人均收入6301元，建小学时欠下的债，至今还有20万元左右没还。”

　　他自嘲是“负债而行”，“村里太穷了，至今都没有安装一盏路灯，一到晚上到处黑乎乎的，村民也极少串门。”他专门为此进行了调研，确定需要太阳能路灯40盏，预计投资20万元。

　　“村里是没钱的，也不能摊派给老百姓，只能靠政策扶持和社会捐助。”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张博韬的QQ签名改成了：谁能资助我几个路灯？他的言谈之中皆是“三农”政策，动辄“俺们村”，同事们笑他已经“本土化”了。

　　“帮扶，远远不是修几条路、改造自来水管就行了”

　　调研之初，几乎所有的“第一书记”都在为所在村的水和路而头疼。“富裕的村子各有各的致富路，贫困的村子差不多都一样。”省地税局监察室主任科员、莒南县涝坡镇大柳沟村“第一书记”田守涛感慨，自来水不通、路面没有硬化，村民叫苦不已。

　　比较起来，观音堂村试点的示范效应已见成效。“现在村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已结束，道路拓宽、土方、拆迁等工作也已完工，6月底雨季来临之前，村内的七条主干线的柏油路面铺设就能完成。”孔军说，村里仅有一条柏油马路——老信河路穿村而过。这条路竣工于上世纪90年代初，距今已有20余年。刚到村里时，这条路早已坑洼不平，蜗牛般爬行的过路汽车无不走着S路线，尽力找寻平整些的路面通过。村里“四纵三横”七条主干线均为土路，且是红黏土，遇到下雨天，村民出门得在鞋上绑上带子，否则鞋子都穿不住。

　　观音堂村的自来水管道情况也不甚理想。自来水管网铺设于1998年，14年过去了，受当时施工工艺、材料的限制，管线严重老化，平均3-4天就会发生一次破裂，停水成了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目前，帮扶工作开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让他们压力更大了。作为试点，好处是可以先行探索，所受关注也随之加倍。试点开始20多天后，3月27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带队，到该试点去视察工作。截至目前，省交通运输厅副厅级以上领导先后四次到试点村进行督导检查，而市县级领导更是频频前去视察鼓劲儿，甚至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李勇去现场办公，当场拍板，敲定了观音堂村道路规划和自来水管道维修规划，并要求县交通局、公路局全力配合，力争项目尽快实施。

　　“开端好，不仅仅是提前了一个月的缘故，更关键的一点是靠了各级领导的支持，以后的路还很长。帮扶，远远不是修几条路、改造自来水管就行了。”孔军说，更让他担心的是，帮扶政策还没有具体敲定，比如什么样的路该修、修一条路到底补助多少钱，“其他村的道路规划一旦实施，那将是很大一笔钱，单纯靠政策扶持能否实现？”

　　可喜的是，16日，山东省财政厅和省扶贫办下发文件，今年山东省将重点扶持省直单位帮包的575个省级重点贫困村，按照每个帮包村30万元的标准，一次性安排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专门用来大力发展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项目。这让“第一书记”们欢欣鼓舞。

　　“第一书记给我们带来了‘三气’:人气、财气、福气”

　　“不实现脱贫目标，帮包单位不脱钩、干部不撤回。”省委选派“第一书记”政策中明文规定的这一条，成了不少“第一书记”头上的“金箍”。

　　“第一书记”们没有坐等政策出台，而是利用在机关积累的社会资源，各显神通，纷纷给自己村里搞项目整资源。

　　“六一”儿童节前夕，于军波联系一家商贸公司为东平县戴庙镇3所小学近千名小学生捐助了10万元书包、15万元图书。

　　省人大办公厅离退休干部处主任科员、东平县戴庙镇戴庙村“第一书记”韩印亮，5月9日以村集体的名义与一生意人签订了三年的村原羊场的承包合同，为村集体的村民增加收入45000元，年收入增加15000元。

　　省交通运输厅驻无棣帮扶工作组则拉来一农业开发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考察，就下一步在观音堂村实施50亩试验田、调整农产品结构和为村民举办科技兴农培训讲座达成了意向。

　　村民对这些省里来的“第一书记”充满了期待，“他们都是省里来的，啥事都好办吧？”

　　村民们淳朴的期待有时让他们的调研有点尴尬。有一次，一位“第一书记”跑到一个困难户家里调研，处于贫困线上的这家人见了他，像见到亲人一样拉着他的手哭起来，诉说家里的种种难处——孩子上不起学，老人看不起病。他陪着哭了一阵，劝慰之后才离开。事后，有同事开玩笑，“空着手去看望困难户，惹得人家哭一场，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有什么用？”这让他心里很难受，然而村里七八十家贫困户，挨着慰问，资金又从哪儿来？

　　热情的期待同时变成了发展的动力。“‘第一书记’给我们带来了‘三气’,”东平县戴庙镇南庄村党支部书记南海明说，“人气、财气、福气！人气是现在村里来的各级领导多了，来的企业家也多了，人气有了，自然财气也聚拢了，有了财气，老百姓就有了福气。”

　　观音堂村路网及自来水管线改造工程需要拆迁，共涉及13户村民民房30余间。拆迁期间，不仅没有出现一起上访事件、没有一家“钉子户”，而且对于拆迁补偿，没有一家人跟村里讨价还价。“这是给俺们老百姓干实事！要不是‘第一书记’来俺们村，俺们再有10年，这路也没准能修成。”该村村民于新民告诉记者。由于村内道路拓宽以及自来水管线改造，于新民家的5间偏房处在拆迁范围之内，二话没说他就同意拆房，“一户挡下，就挡千户人，修路不是俺个人家的事。”

　　留下一个“不走的工作队”

　　一年一轮换的“第一书记”能否在帮扶上具有可持续性？

　　“别说一年，就是三年搞下来，他们走了，还不是一样？”采访中，村里有位老党员背地里嘟囔。这种声音并非空穴来风，而事先省里在制定帮扶方案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只是为脱贫抓脱贫，如果仅仅以为为当地修一条路、通上水、搞一个致富项目，当地就脱贫了，这样的看法是有误区的。”高晓兵在培训课上说，“没有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村两委在村里没有凝聚力、号召力，在农民中缺乏威信，且不说通水通电的基本建设、发展特色产业很难做到一呼百应，即便靠我们外在的力量把它建起来了、通起来了、发展起来了，但水管坏了可能没人修，水费可能没人收；产业有了，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又会产生新的矛盾，还会出问题，还会回到原来。”

　　因此她强调，“第一书记”的使命是：坚持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扶贫，把强班子带队伍贯穿帮扶全过程，留下一个“不走的工作队”。为此，培训班专门安排了基层组织建设的课程，印发了《农村党支部书记的ABC》，这本书成为不少“第一书记”手中的“红宝书”。

　　“以前是做业务工作的，抓党建，尤其是农村党建方面的确需要学习。”王洪亮说，这本书他随身携带，成为重要的精神食粮。“做农村工作要细致入微，培训课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时培伟提到，到村民家里去，一定要喝他们倒的水，不管他们的杯子是什么样的，这一杯水下去，跟村民的距离就拉近了。”

　　如何抓党建成为每个“第一书记”日思夜想的头等大事，不少“第一书记”选择召开党员大会来打头一炮。泰安市东平县戴庙镇戴庙村共54名党员，韩印亮首次召集全村党员大会时，实到33名党员。“大多是50岁以上的，年轻的党员都在外打工。”该村已连续多年没有发展党员，目前的党员队伍大多是老弱病残，结构失衡。

　　此次党员大会，韩印亮就村里的党员队伍现状向老党员们做了分析，希望能选出一名符合党员条件和标准的同志充实到党的队伍中，主要是为了村里的持续发展。结果村里的信贷员一次通过，被吸收为预备党员。

　　多年不发展新党员，村党员老龄化程度严重，这只是农村党组织现状的一个缩影，不少村甚至一年到头难得召开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农村党组织在分散经营的今天逐渐趋于边缘化，‘农田分到户，不需要党支部’,成为不少村民的口头禅。”有位“第一书记”感叹，农村党员在村里跟普通村民一样，他们甚至经常想不起自己的党员身份。

　　“关键是带动村两委班子的积极性，增强班子凝聚力和影响力。”孔军说，光靠开几个会说说比较虚，赢得并凝聚人心，还得通过办一些实事，“老百姓感觉到村里的变化了，知道村党组织和党员的带头作用了，自然就多了信任和拥护，班子有凝聚力，人心齐，啥事都好办了，这是可持续的一种力量。”

　　事实上，党建一直伴随着各种帮扶项目和规划的开展。“决策的过程充分体现民主。”无棣县佘家镇党委书记贾维平说，比如三年规划的制定要跟村班子一起商量，然后再拿到党员大会上探讨，还要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的通过，之后报镇党委政府，经过讨论后，下发至村两委，继续由“第一书记”和村两委班子进行研究决定。

　　民主的氛围在张扬。“很多年没人到家里来征求意见了。”该镇一位老党员对记者感叹。4月底，该村“第一书记”和村支书前来慰问并征询意见时，这位70多岁的党员一口气谈了五六条意见。“三条都已经落实了，包括修通往学校的道路、修自来水、修排水沟。”这让他再次感觉到“党员”这两个字的分量和责任感。

　　党组织的存在感开始发酵，对这点不少村支部书记也颇有感慨。“我和于书记是‘两口子’,他主外，我主内，夫唱妇随。”问及与“第一书记”的关系时，南海明打了一个比喻。他坦承，作为土生土长的村里人，他比来自省人大的“第一书记”于茂允更熟悉村情，利于处理一些村务。但是限于自己的眼界和资源，对外的发展，还是多依靠于茂允。“我们经常一起交流，分析村里的情况和发展。他们的到来，让我们有了更强烈的发展冲动。”

　　在“第一书记”到来之前，不少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心里敲过小鼓。“省里来的领导会不会难处？万一产生矛盾怎么办？”南海明坦言，但见到于茂允的第一面，于就握着他的手表态：我们是来帮扶的，不是包办的，村里大小事还得经过村委班子和村民同意，你还是“当家人”。

　　目前，多数帮扶村的三年规划已经基本成形，正在上报各级党组织审批。“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以前觉得这句话很虚，现在觉得很有感觉。”王洪亮说，除了省委省政府、各级各部门以及所在单位的整体合力外，还有千万农村兄弟姐妹的眼光在注视着，“三年很短，只争朝夕，希望撤点时，能留下一个‘不走的工作队’、一个焕然一新的新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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