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的隐喻

　　“请把肾还给我”

　　“请把我的肾还给我”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据高敏介绍，国外一个男人捐肾救了一个女人的性命，两人相爱结婚。后来感情破裂，两人闹离婚至法庭。男人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只要求“请把我的肾还给我”。

　　“现在的无偿捐献和坦诚，并不代表永远。”高敏说，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一旦知道受益者是谁，不能保证将来会发生什么，到那时，两者如何面对？

　　真的会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任该医院院长。此前深圳11岁的小孩田干器官捐献救了5人，就是在这家医院移植完成的。

　　在该医院移植中心，46岁的秦某躺在病床上安养。他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等了两个多月才换上肝，在医院养身体等待期间就花了10多万元，而移植的肝花费了15万元。“我不知道肝是谁的，感激是肯定的，但并不想知道是谁的，无论怎样说，移植肝我花了不少钱，我付出了。”

　　另一位接受肾移植的患者刘某也如此认为。他说，“肾移植花了10多万了，医生只告诉我肾是一个20多岁年轻人的，别的都没有了。”

　　华西都市报记者随机调查的15名患者中，仅有一人愿见捐献者家属。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不愿见捐献者，并非是自己没有良知，而是自己花费了不菲的医疗费，怕见了捐献者家属，会遭遇过分要求。

　　协调员的角色

　　“医院与捐献者之间的润滑剂”

　　彭宣祥并不是医生，也不是家属，而是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佛山工作站的协调员，一名红十字会编外成员。他的出现，只不过是适应器官捐献必须委托第三方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来负责捐献组织工作。

　　广东目前有5位专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广州2人，深圳2人，再加上他。在全国，也仅有91位专职协调员。

　　44岁的彭宣祥，是湖北汉川人，原本只是深圳一位普通的农民工。至今，他称已劝导29人成功捐献器官，其中仅一人是深圳人。

　　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协调员高敏情况也差不多。

　　45岁的高敏是济南人，来深圳快20年了。她自称献血200多次了，如今是全国女性献血最多的人。她也说，自己已有40例成功的器官捐献案例了，眼角膜的捐献达到了300多例。

　　第一次的成功不仅难忘，也最为触动她。2005年，高敏接到湖北天门的一个求救电话，王大姐的女儿遇车祸脑死亡，想捐献器官，问了很多红十字会均未成功，后来找到高敏，圆了这个心愿。

　　而专职协调员最早出现在2007年，那时被称为劝捐员。高敏觉得“劝捐”不好，“协调”就不一样了，将捐献者放在了首位，至少是一种尊重。

　　高敏认为，协调员的工作应该将心比心，理解每位捐献者。“我只是一个铺路的石子，是医院患者与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润滑剂而已。”

　　事实上，并非每位器官捐献者都能捐献成功，“润滑剂”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31岁的庞泉是深圳的公交司机，因脑瘤住进了医院，去年4月签订器官捐献书，2个多月后心脏停止跳动，欠下医疗费13万多元。尽管捐献没有成功，高敏还是通过自己的“名人效应”，找了多家机构，总算在11月份交齐了费用，“对家属总要有个交代吧。”

　　高敏说，红十字会只是每月报销车费、电话费等，就没有别的收入了。

　　彭宣祥也说，最痛苦的事，是家属签字拔停呼吸机时，那一刻，死亡和新生交融。每每经历这种生死，都是一种煎熬，他常常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