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NongMinGong]随迁子女[ZiNv]学校[XueXiao]“冰火两重天”
——来自基层的中国民生见闻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３０日电（记者丁静、张丽娜、詹奕嘉、廖君）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NongMinGong]随迁子女[ZiNv]来到城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积极推动农民工[NongMinGong]子女[ZiNv]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内蒙古、陕西、湖北、广东等地发现，农民工[NongMinGong]子弟[ZiDi]在城市入学面临“公办校”难进、“民办校”两极分化等问题。未经审批的“非法校”和远近闻名的“明星校”同时存在，是什么让民办农民工[NongMinGong]子弟[ZiDi]校“冰火两重天”？

    “屋顶小学”１２载为何仍有市场？

    农民工[NongMinGong]子弟[ZiDi]校——武汉市江汉区凌智小学曾经“名噪一时”，因为活动空间有限，只能在屋顶上升旗，凌智小学被媒体称为“屋顶小学”。办学１２年后，由于存在安全隐患，教学质量不符合要求等，２０１１年底凌智小学被停办。

    今年２月，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将凌智小学４２３名学生分流到辖区内的两所公办小学，并耗资百万元，安排十几辆校车每天免费接送学生往来于住地和学校[XueXiao]。

    随后，几十名学生“回流”到９月份恢复招生但无“合法身份”的凌智小学。校长孙红枫告诉记者，两所分流的公办学校[XueXiao]距学生住地较远，家长觉得不方便；很多随迁子女[ZiNv]家长因为工作时间限制，希望孩子放学后在学校[XueXiao]吃晚饭、写作业，分流的公办学校[XueXiao]无法实现。

    一方面，死而复生的“屋顶小学”生源不断。另一方面，这所学校[XueXiao]位于武汉市拆迁规划范围内，政府无法安排新校址。

    记者走访北京、内蒙古、陕西、湖北、广东多地发现，在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聚居地，民办农民工[NongMinGong]子弟[ZiDi]学校[XueXiao]并不少。但多数位于偏远地区或者城市拆迁区，不少学校[XueXiao]也因为缺乏固定办学地点等原因得不到审批，有的学校[XueXiao]沦为四处搬迁的“非法流动校”。

    北京市农民工[NongMinGong]子弟[ZiDi]学校[XueXiao]——行知实验学校[XueXiao]虽然获得了审批，但随着北京市城中村改造拆迁速度加快，学校[XueXiao]十多年来不断搬迁。每一次找新校址都考验着校长易本耀的“能力”，他甚至将搬迁历程绘成了一张“十年漂泊图”。

    农民工[NongMinGong]子弟[ZiDi]校也能办成“明星校”

    与四处漂泊的流动学校[XueXiao]不同，记者在各地也看到一些民办农民工[NongMinGong]子弟[ZiDi]学校[XueXiao]办成“明星校”的例子。这些学校[XueXiao]多数享受政府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同时得到社会的帮扶、关注，并拥有一位强有力的校长和一套个性化的办学思路。

    北京市星河双语学校[XueXiao]是一所打工子弟[ZiDi]小学。创建６年来，坚持“双语教学”“习惯养成教育”两大办学特色，从最初的２９８名学生发展到１５００余名学生，成为北京市农民工[NongMinGong]随迁子女[ZiNv]的“明星校”。

    ７１岁的校长李守义做了５４年教育工作。在他看来，办好打工子弟[ZiDi]学校[XueXiao]的“突破点”是特色办学。“我们抓懂礼貌、勤洗手、冲厕所的行为习惯；更抓爱学习、勤思考的学习习惯，很快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认可。”

    李守义告诉记者，因为成长环境的限制，农民工[NongMinGong]随迁子女[ZiNv]在见识、基本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与城市孩子存在一定差距；一些随迁子女[ZiNv]父母因为工作等原因，不能常常关照孩子的学习；此外，随迁子女[ZiNv]的流动性也比较大。这些特点，使农民工[NongMinGong]子弟[ZiDi]校和普通学校[XueXiao]办学存在差异。

    在大部分生源是随迁子女[ZiNv]的陕西省榆林市榆林高专附中，该校副校长王圣祥发现，很多随迁子女[ZiNv]初次来到城市，没见过电影院、网吧、ＫＴＶ，对此充满了好奇。为了“疏而导之”，学校[XueXiao]每年开学组织学生看电影、参观网吧等。对流动性大的随迁子女[ZiNv]，学校[XueXiao]实行学习成绩的“动态管理”，发现哪个学生成绩弱，就个别了解情况，区别制定教学方案。２０１２年毕业生中，考取二本以上学校[XueXiao]的有６００多人。

    两极分化 随迁子女[ZiNv]如何“有学上”？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农民工[NongMinGong]子弟[ZiDi]校可以办成“明星校”，而另一些却处于“非法校”或“漂泊校”的状态，两极分化严重。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梁威认为，个别“明星校”的成就，与校长个人的“办学力”关系很大。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贺立平则担心，政府由于财力、资源的限制，不能普遍支持民办农民工[NongMinGong]随迁子女[ZiNv]学校[XueXiao]；如果集中精力扶持几所，虽然可以很快看到成绩，但结果会导致“马太效应”，好的越好，差的越差，难以实现教育公平。

    梁威认为，仅靠个别校长的能力不足以解决农民工[NongMinGong]随迁子女[ZiNv]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问题，应该由政府主导，主要通过公办学校[XueXiao]来安排。一些办学条件允许或者不能马上消失的民办学校[XueXiao]可以作为补充，不能让农民工[NongMinGong]随迁子女[ZiNv]因为“没学上”，错失教育的最佳时期。

    记者了解到，按照我国目前的政策，各地义务教育经费和投入主要依据户籍人口数量来确定，这就在人口流入地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如何用有限的城市教育资源，满足逐年增加的随迁子女[ZiNv]入学需求，对各地教育部门都是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汉林认为，将义务教育经费跟着流动人口、而不是按照户籍人口下拨，会有助于各地财政安排流动人口子女[ZiNv]就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