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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记者刘晓燕 出广州，沿广从路往北30公里处有一座北回归线标志塔，丛化市太平镇邓村和菜地塱村就在这附近。

　　这两个约800年历史的村落在改革开放30年来，经历了分田到户、种贩农产品、外出打工或者创业，30年里，村里楼房就像地里的果树一样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但人却越来越少。

　　他们去深圳近，去广州更近，最近的是从化市区。像许多农村一样，这两个村子也面临着严重的空心化，即使它们处于改革前沿的广东，也没有特别地例外：村民也像候鸟一样在城市与村庄间迁徙，只不过他们的路程比内地农民工要近得多。

　　菜地塱村旧村需要再往里走，那儿有个池塘，然后一片低矮的旧屋赫然出现。从新村过来，你会觉得眼前这片老房子显得极不协调，带着历史的陈旧感，遇到小孩子不听话，村里的妈妈就会说：“再哭，就把你丢到老屋里去喂老虎！”

　　社会学学者通常把“空心村”分为两种：一种是农村建设规划不合理导致新村包围旧村的“空心村”；另一种则是由于农民工外出打工导致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空心村”。就这两个村庄而言，它的“空心村”现象有前一个原因导致的明显地貌变化，又由后一种原因助力加速。

　　财叔的大儿子花100多万元在街口镇买了最好的商品房，财叔不太认同，他觉得将人生放在一套房子上不值得。为此，父子俩还争论过，他和老伴希望儿子回村里建房，他们认为村里建房便宜，而且空气好、住得舒服，儿子却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

　　800年的老村，30年变空心

　　邓村和菜地塱村紧邻分建路两侧，邓村靠西，菜地塱村靠东。在路边可以看见菜地塱村的牌坊，村子大致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30年来新建在外围的新村，另一部分则是一个完全废弃的旧村。

　　沿着新村的大榕树走去，3位老人抽着烟不发一言，他们的对面是村里最“繁华”的地段———小超市。旧村需要再往里走，那儿有个池塘，然后一片低矮的旧屋赫然出现。从新村过来，你会觉得眼前这片老房子显得极不协调，带着历史的陈旧感，遇到小孩子不听话，村里的妈妈就会说：“再哭，就把你丢到老屋里去喂老虎！”

　　邓村没有牌坊，一座邓氏宗祠是这里最主要的建筑，围绕宗祠的便是邓村的老村。这个有800年历史的老村，曾经住了几十代邓氏族人，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也像菜地塱村的老屋一样空无一人，只剩断壁残垣与野草。

　　在明弘治年间从番禺划分出来的太平镇已有500年历史，目前它有3个居委会和33个村庄，无论是邓村还是菜地塱村或者别的村；无论是老屋与新村水乳交融，还是新旧泾渭分明，这里每一座村庄都或多或少有“空心”现象。

　　社会学学者通常把“空心村”分为两种：一种是农村建设规划不合理导致新村包围旧村的“空心村”；另一种则是由于农民工外出打工导致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空心村”。就这两个村庄而言，它的“空心村”现象有前一个原因导致的明显地貌变化，又有后一种原因助力加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布谷”三下乡团队在2011年暑假对这两个村庄进行调研后得出结论：造成两村“空心”的原因包括“旧房屋空间小，房屋质量差，无法满足村民的居住要求，并且存在跟风现象”、“缺乏资金，无条件考虑旧房屋问题，但是大多农民希望能够统一规划整理旧村落”以及“旧房屋是共有财产，难以整治”。

　　团队中“幸福新农村”调研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出外打工，人流外出”是造成空心村更为重要的原因，特别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他们调查的结果显示，因外出打工，邓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5年的2700元上升到2011年的4800元，增长了约77.8%。

　　荔枝让从化农民打工潮晚了3-5年

　　“现在种地种不出粮食，我们还要买米吃！”75岁的邓恒良老人感慨万端地说。邓村236户人、菜地塱村600户人，上世纪80年代初之前，这两个村庄的田地也以水稻为主，如今几乎家家都守着土地却买米吃。

　　1981-1982年左右，从化农村分田到户，邓村平均每人分到8分到1亩地，前邓村村支书邓妙财家6口人分得4亩多地。邓妙财将3亩用来继续种田，其余的种蔬菜和花生，花生用来榨油，实现了自给自足，但想要有更多的收入，农民还得想别的办法。

　　种植经济作物是那个时代农村最普遍的方式，邓村和菜地塱村选择了种植果树和养猪。他们先后小规模地种过橙子、桔子，但种了没多久橙子价格就跌下了，大概在1985-1986年左右，荔枝的价格开始逐步升温，并因请客送礼风盛行而水涨船高，人们纷纷开始改种荔枝，开始是农民自己种，后来是政府号召农民种。

　　90年代初左右，桂味最高卖到过30元/斤。因为荔枝，20年前的邓村和菜地塱村村民生活水平在从化名列前茅，荔枝贵的几年里，连村委的收入也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年收入达到20万元，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

　　到了1995年左右，随着交通发达、蔬果的储运技术提高，全国的水果从四面八方涌出，从化的荔枝也开始变得不值钱起来，价格应声而跌，近几年更是跌到了几毛钱。每种100斤荔枝需要100-200元成本，以目前的价格，种荔枝绝对是个赔本的选择，已经变成了果园的土地因为施肥、打农药，有些变得板结，有些改变了灌溉系统已经不再适合改农田，邓村和菜地塱村的农民们开始了无地可种的历史。

　　周边新建的逸泉山庄早在1994年就在当地4个村征地，当时正好荔枝价贱伤农，邓村将自己最好的一块地也卖给了山庄，那里号称邓村的“粮仓”，但仍以每亩价格2万多元的价格贱卖。卖掉了土地的农民后来又进入这些山庄打工，赚取每月1600-1800元的工资养家糊口。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两村的农民工开始大量集中外出打工，从化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对彼时的总结是：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环境、就业地点的要求不高，可以讲见工就打。邓妙财对此总结道：和全国农民工迁徙潮相比较，荔枝使从化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大潮要晚了3-5年。从化的村庄基本上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因荔枝而兴，又因荔枝而衰。

　　从建筑队到蔬果贩子

　　上世纪80年代初从化市属贫困山区县，人口约36万人，工业不发达，工厂、企业非常少，而从化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却非常丰富。

　　邓妙财是最早外出赚到钱的农民，分田到户不久，他就组织了一帮人搞起建筑队，成为当地农村最早干建筑的农民工。对比70年代保守的思维，他很快就解放了思想，采用了“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请人干活按劳付酬，一天工资3.5元，有能力的就做，没能力做的走人。

　　村里跟着他做建筑的人不少，占整个建筑队的2/3.本地农民到了农忙的时候，都要回去干活，只有家里的活忙完了才出来开工，所以，那时打工还只是他们的“业余活动”。但那时做建筑的收入已经很可观，当时猪肉每斤1 .2元，农民干一天建筑可以买3斤肉，工头邓妙财也因此被大家尊称为“财叔”。

　　1987年左右，有人邀请邓妙财到政府里当干部，每月工资200元，被他拒绝，因为他当时每天就可以赚到50元！他觉得当官还不如自己做包工头。至今他还记得当时动员他去政府的人说的话：你有点钱就满足了？想去的人都排长队！

　　最辉煌的时候，邓妙财成为当地农民中的“首富”，1991年左右，全镇一共只有100部电话，他家就有1部，当时花了1万元。他之所以愿意花这个巨款，是因为与外界联络信息方便，“容易找到钱”。邓妙财很早就有了1万元的存款，直到10年后，中国才有了“万元户”这个词。

　　如果说从化的第一代农民工是从本地建筑工开始的，那么第二代的选择就广泛了不少。1988年左右，当有农民已经试着种起了橙子的时候，16岁的邓永新还没有早餐吃，中饭和晚饭都只有粥可以喝，每天都觉得吃不饱，瘦得像只猴。

　　“每天肚子饿得咕咕叫，根本没心情读书。”当时的他迫切地想出去赚钱，最大的理想就是饱饱地吃上一顿肉。上学期间，他就时不时在当地的建筑队做做水泥小工，赚点零用钱。读完初中，他迫不及待地跟着大一点的同村跑到广州做起了蔬菜贩子———在本地收菜拉到广州去卖，别人拉200斤，他拉不动、没经验，就拉100斤，骑着单车在市场里零售。干了不到一年，他进了新港开发区的工厂打工。(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他记得1985-1986年左右，村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基本上读完初中或没有读完，就都会想办法出去打工，多数是去50公里之外的广州，因为当地盛产蔬菜水果，从化的蔬果有供应广州的传统，改革开放后，当地人开始自己做起蔬果生意。

　　总结早期打工的历史，邓永新认为，自己的舅舅和邓妙财那一辈人多数都在分田到户后不久外出做建筑队，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是他哥哥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开始前往广州做泥水工等当时城市里大搞建设急缺的热门工种，而到了他这一辈，集中出去打工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10年时间里，在个别做大了的老乡们的财富故事的鼓励下，他们也以贩卖水果蔬菜为主，比他小的一代人出路就广了，各种各样的工厂任凭挑选。

　　最近几年，从化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在1.1万-1.2万人左右，从化的5镇3街按照人口分解任务指标，每转移1名劳动力，就业专项资金就奖励镇里10元，奖励村里10元。

　　回不去的村庄，离不开的外部世界

　　正如从化劳动部门所总结的：“有相当部分人在家里建起了楼房，真正起到了输出1人脱贫一户的社会效果。”邓村和菜地塱村的几代农民工，因为打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村庄的样貌。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学院“布谷”三下乡团队的调查显示，邓村家庭常住人口在5人以上的占54%，家庭收入的74%来自打工，只有16%的家庭靠种植砂糖橘、火龙果等维持，村民年收入约4800元。菜地塱村常住人口在5人以上的只有38%，但也有73%收入为打工获得。

　　财叔以一个老村干部的眼光观察到，1995-1996年之后，邓村常住人口大规模减少，基本上出去了一半，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出去的人里有80-90%都是给别人打工，剩下少数才自己经商，经商的人中间，多数都是做蔬果小贩。财叔很享受现在的生活：每天早上骑着摩托车去神岗镇路口的茶楼喝早茶，白天看看股票，晚上早早休息，有几条狗相伴。

　　而作为新一代的村干部，邓永新喜欢的生活方式和财叔很不一样。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邓永新在菜地塱村再没有住过一个夜晚，因为“不习惯”了。虽然村里现在铺了水泥路，装了自来水，但是生活方式还是不再适应他的变化。他今年当选为菜地塱村村长后，仍然住在街口镇，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就张罗着约朋友喝早茶，喝完之后到村委上班，中午在村委食堂吃饭或约人到镇上吃，吃完睡个午觉，下午去办自己的事，晚上又想着约人去镇上哪里吃饭，吃完约上朋友到镇上的茶庄谈事，或者唱卡拉O K。

　　财叔的另外2个儿子与邓永新是同龄人，他们的想法相似，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回到农村住。财叔干建筑队时开始建新房，当时规划的是多层楼房，他的想法是，将来儿孙多了，需要几层就加几层，直到现在还没封顶，村干部经常拿这事取笑他：“楼建好了没有啊？”

　　财叔这栋楼房恐怕永远也不会封顶了，儿子们都不回来，也就没有了加层的必要。他的大儿子花100多万元在街口镇买了最好的商品房，财叔不太认同，他觉得将人生放在一套房子上不值得。为此，父子俩还争论过，他和老伴希望儿子回村里建房，他们认为村里建房便宜，而且空气好、住得舒服，儿子却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

　　消失的村小学和寂寥的村医

　　财叔的大儿子说服父亲的理由还包括教育：村里的小学不说教学质量，现在随着出生人口越来越少，学生数量年年减少，以致农村的学校逐渐关停并转。

　　菜地塱村之前也有自己的学校，后来学生越来越少，一年前将学生全部转移到了太平镇中心小学去读书。今年以来，太平镇绝大部分村级小学都陆续关闭，学生统一转移到就近的镇小学。只有一些较远a的、山区的、较大的学校，留下了3年级以下的学生在本村就读。

　　从化师范学院毕业的邓浩权从19岁就开始在三百洞村小学当老师，他主要教英文和数学，但因为学校老师少，多数时候基本上什么都要教，一起当老师的同事，有不少因为嫌工资低，纷纷下海经商或外出打工了。

　　财叔的儿子自己是老师，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村级学校接受这种“万能”老师的教育。相比而言邓永新思想很西化，觉得“养大就好，不用管太多”，但他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起码要与其他孩子处于差不多的水平吧！”如果不是因为有10公里，更多家长可能会选择住在镇上陪读，为了孩子而使村庄里的常住人口有所减少。

　　套用那本著名小说的开头：待在村里的人理由都一样，不愿意待在村里的人则各有各的原因。除了孩子的教育，看病难也是一个大问题。

　　菜地村的卫生站，村医小徐每天都感到寂寥。2006年建了标准化的卫生站后，来看病的人并没见增加。平时，都是一些老人过来量量血压，如果血压高了，就顺便在卫生站拿点降压药，住在村里的年轻人很少来看病，最多去拿点感冒药，或肚子疼的药。农村合作医疗普及了，村民拿药的价格很低，1-2元的药品最为普遍，如果遇到感冒、肚子疼等小病，开药一般只要4-5元，加上打针也只要8元，国家出钱免了注射费。

　　但如果有稍大一点的病，还是得去最近的神岗医院，农村虽然已经有一些小车，但毕竟是少数，最普遍的还是摩托车，也有不少自行车，去神岗还是比较方便的，但那些离得远的村庄，看个病就困难了。在太平镇有33个村，菜地塱村和邓村算是离镇区比较近的村，再往北和东西方向则包括分水、石联、银林，这些村离公路比较远，靠近山区，离镇上大约有20多公里，如果遇上生孩子之类的事，恐怕只能四处去借车用了。

　　不过，太平镇的农民们坚持外出打工，却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邓永新说，村民的心理变化也有一个过程，80年代人们渴望做城里人，外迁也主要集中在八九十年代，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当地各种保障的健全和发展，大家开始不愿意进城了，因为在农村，第一个生了女孩，还可以再生一个。

　　太平镇劳动社保服务中心专门负责农保事宜的小利告诉记者，从化是农保的试点，参保费最低10元，到60岁每月可以拿到100多元养老金，如果交500元，则可以拿到1300元。2009年开始推广农保时，农民们都不肯买，后来逐渐有人开始领钱了，反响才逐渐热烈起来，2011年4-7月份，参保率很快达到了100%。由于45岁以下的打工者多数有社保，所以农保针对的是45岁以上的人群，随着这个群体劳动能力的下降，政府通过这种方式保障他们的养老问题，愿意留在村里的人也多数为这个年龄段以上的人。

　　权力的变迁，别不拿村长当干部

　　邓永新很幸运，也吃过很多苦，最终在土石方生意上声名鹊起，成了村民眼中的成功者———有钱人。2011年，他就任菜地塱村村长，每天上午到村委上半天班，“像我这样认真的村干部可不多！”他自我评价是，还想为村里做点事。记者在太平其他几个村走访时发现，大多数村庄的村委都大门紧锁，能够像邓永新一样即便只上半天班的村干部确实很少见。

　　而在30年前，财叔当村官的时候，可是天一亮就出现在村委里面的，每天都和村民在一起劳动。大办公社的时候，大家都靠下田劳动赚工分，每10分算3毛钱，作为大队干部，财叔每年可以得180元，相当于3个劳动力。

　　而邓永新不仅没要工资，还要往村委财务倒贴钱，“我上任不到1年，已经倒贴了十几万！”他说，现在村委会年收入才2000元，村委成员的工资都远远不够，更不用说其他开支，村委会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的就是贫困村，菜地塱村就是省扶贫项目中的对口扶贫村，与之对口的移动公司至今没给过一分钱，公司老总连见也不愿意见他，让他很是郁闷。

　　既要贴钱，还要去求人，这种事为什么邓永新肯干？他的解释是，想做点事。虽然在表面上现在的村委越来越没钱，但随着外出打工农民的财富积累，他们对政治资本的需求也开始积累。以前村长没人做，现在则抢着做。“花几百万也要买回来做。”邓永新说，主要是说出去有面子，而且现在农村常住人口少，当个村长也没有什么太多事，有事才回去处理一下。

　　以前选村长，靠村民选举，候选人靠的是威信，现在回去当干部基本上既要有面子，也要有钱，而且现在的情况成了“有了钱自然就有了面子”，不然说的话谁也不听，整个菜地塱村两三千人，过去最有面子的是一些太公，但也仅限于那一房，不是哪里都吃得开。所以，“有钱”的邓永新回到村里选举也很“有面子”，他以超过半数的票数获选。对此，他颇感自豪。而处理村中矛盾的方式方法，他感觉和过去比倒没有什么变化，道理和人情这两个儒家规范，在农村依然是秩序治理的两个最重要的标准。

　　如今，邓永新不仅是菜地塱村的村长，也是从化的人大代表，这样的身份让他获得了生意上无法获得的人际机会和交往圈子，他正在计划着开展其他的生意。不仅如此，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从化的村庄已经逐渐显示出了其土地价值，如果哪个开发商看上自己的村庄，搞个合作开发建度假村，村委会的收入就不会只有一年2000块了。

　　正因为地处珠三角发达地区，这些处于城市化框架之内的“空心村”已开始显现出其土地价值。邓永新对于菜地塱村的未来非常看好，他认为在三旧改造的背景下，菜地塱村在从化的村庄里，算是条件比较好的，无论是交通，还是地理位置，都适合“三旧”改造，他非常肯定地说：“这里很有前途！”

　　●村庄梗概

　　邓村

　　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

　　耕地：800亩

　　山林：4000亩

　　人口：1067人(60岁以上老人146位，18岁以下人口400人，在读大学生11人)

　　户数：236户

　　收入：约4800元/人·年

　　学堂：村小学已被取消

　　宗族：全村人都为邓氏，邓氏宗祠位于村东，始建于南宋，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一直都是邓氏后人祭祖、婚庆嫁娶之所

　　菜地塱村

　　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

　　耕地：水田100亩

　　荔枝林：1400亩

　　人口：2602人(60岁以上老人500人，18岁以下1000人，在读大学生150人)

　　户数：600户

　　收入：约5000元/人·年

　　学堂：村小学已被取消

　　宗族：全村人都为邓氏

　　总策划：黄常开、庄慎之

　　总统筹：王钧、南香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潘劲松

　　分组统筹：韩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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