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担任志愿者经手天津近1/3遗体捐献--亲稳网络舆情监控室》是一篇有关亲民维稳的好文章，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文章，重新调整了一下，希望对网友有用。

老赵

　　在过去10年里，下岗工人老赵平均每个月都要送走一位死者。他随身总是装着一朵白花，以备送别之用。

　　67岁的赵永华已将116人的遗体抬上汽车，送进了天津医科大学的解剖楼里。他确切地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将躺着进入那幢灰色建筑物，成为学生们解剖刀下的对象。人们会在胸前戴上一模一样的白花来送他。

　　届时，老赵的双眼里那层透明的角膜首先会被取下，拯救两位失明者。他扒开自己的眼角，比划着说，“一个人，给俩人”。

　　截至2012年清明节，天津有据可查的遗体捐献者已有355人，将近三分之一是赵永华经手的。

　　他记得很清楚，2002年3月31日那天，他和妻子孙秀兰办完无偿捐献遗体的法律手续，就在自家门口钉了一个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家庭电话成了“捐献热线”。

　　起初，赵永华有点不乐意走进阴暗的解剖楼。“放死人的地方——(要是)放元宝的地方咱可以开开眼！”现在，半夜他也毫不怯场。

　　有一年除夕，他是在天津市河北区一家殡仪馆的太平间里度过的。那个夜晚的气氛，让他想起了《聊斋志异》里“画皮”之类的鬼故事。当时，4个活人守着11个死人。殡仪馆的看门人喝起了酒，窗外烟花爆竹好不热闹。

　　下岗前的天津市机械链条厂经营科科长赵永华长期不知道什么是“遗体捐献”。还是1998年，孙秀兰从报上学到的字眼。她对丈夫说：“捐了遗体，多省事儿啊！给孩子们省了大事儿了。”

　　赵永华感到奇怪：“妇科检查你都不乐意去，你怎么遗体捐献反而带了头了？”

　　一对儿女则激烈反对——“你们死了不管了，大爷舅舅们说我们把爸爸妈妈捐献了，大卸八块了，那么不孝顺”。

　　4年以后，子女才答应在他们的遗体捐献申请表上签字。

　　他们没法不同意——父母已经干了不少“傻”事。

　　赵永华夫妇从1993年成为志愿者。那一年，48岁的赵永华下岗回家。不久之后，孙秀兰厂内退休，月收入420元，养活一家6口。

　　但他们拒绝申请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赵永华宁可每天出门去捡饮料瓶卖钱。为了省钱，夫妻二人相互理发。

　　“我们是工人，能拉下脸来。”赵永华说。

　　在这种窘境下，他们还将自家电话设为“家庭扶老帮办热线”，尽量帮助弱势老人。

　　拨通这条热线的，“什么人都有”。最早本社区较多，如今连山西、内蒙、河北等外地也有。外地有位老干部，退休后门可罗雀，感到孤独，时常打来电话聊天。

　　这些年里，赵永华夫妇还赡养了11位无依无靠的老人，为其中的5位送终。

　　起初，他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住，房子太小，就出钱把老人送到养老院。

　　还有一对小两口儿上门来请赵永华给家里老人“做工作”。他们一家四口住在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嫌挤，摩擦不断。

　　小两口儿原本以为热线电话的这边是个气派的政府调解部门，步入昏暗的墙皮剥落的楼道后，狐疑地问赵永华：“我们没走错吧？”

　　在这间位于城市边缘、只有3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两个牢骚满腹的年轻人只坐了一会儿，连话都没怎么说，走了。

　　就跟上班一样，赵永华几乎每天早晨七点左右出门，从家里带好饭菜，骑车在天津转悠，一天少说要骑40公里，挨个看望老人。这些年，自行车他丢了几十辆。

　　他去老人院服务，不是像一些学生那样，把老人叫醒，“奶奶你起来我给你唱个歌”，而是带着自己的孙女，“看奶奶爷爷去”。每逢过年，他专找那些没人理睬、趴在窗户上看别人放爆竹的老人，接到自己家里吃饺子。

　　赵永华做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后，老人们问他忙什么，他就顺便介绍一下。他说，以前遗体“让虫子给啃了吃了”，现在送到医学院，“给孩子们做标本”，这个有价值。很多老人动了心。

　　不过，他从不在人们病危的时候跑去谈遗体捐献。那就“晚八春了”，他说。

　　他平时热心助老，像“走亲戚”一样交往，“人心换人心”，但坚决反对劝捐。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入土为安”，“你去劝了，人家家里回头打起来了。你不能去劝人家，你只能跟人家说好处”。

　　谈到“好处”，他总是用浓重的天津卫口音强调：“大家都去买墓地，地底下都是洋灰坨子。咱们天津市喊着要建成大花园，你不重视这个，迟早就是个大墓地！”

　　有时，他会形容，人死了，“这摊臭肉污染环境，遗体捐献是变废为宝”。

　　为了描述角膜移植如何给人带来光明，他伸出手指在人眼前晃来晃去：“十来分钟就移植上了；盲人就看见了，说‘五个手指头、四个手指头’，多好的事儿！”

　　虽然总是见证死别，但这么多年来，他从没为谁掉过眼泪。

　　接送死者后半夜独自回家的路上，赵永华会在心里琢磨：“挺好的一个人死了。”“最后我归结到一点——又一位高尚的人。”

　　他总觉得，捐献者就在天上看着自己，自己不能泄气，必须越做越好。“假如说真有下面，等将来我死了，对不起那些先走的，在那边见面了，人家说，‘老赵你骗了我’，‘老赵你也来了，我跟你谈谈心吧，这几年你不行啊，我们上当了’——我们别叫人埋怨。”

　　这些年来，他“耳朵里不好听的话都灌满了”。有亲戚说他们“有病”，嘲笑孙秀兰“黄瓜买弯的，西红柿买裂口的，辣子买黏糊的”。

　　孙秀兰格外俭省。她习惯去早市买前一天剩下的便宜菜。包顿饺子也要算计：白菜价贵的时候，包饺子一棵白菜3元钱，不如买一元钱5斤的胡萝卜，能吃两回。

　　这对夫妇近20年没置办过新衣。如今，他们全身几乎都是死者穿过的旧衣。家属们知道他们不忌讳，衣服、被褥一送就好几包。

　　他觉得，自己与这些捐献者，生前是朋友，生病时自己去照顾过，去世后自己亲手把他们送走，“分不开了”。

　　抬遗体的时候，这个1.65米的小个子习惯扶着死者头部，那通常是长子的位置。他以此表达敬意。

　　赵永华只有一套新衣。他从国务院副总理手里领过“爱心捐助奖”。为了领奖，外甥女给他买了一套西装。从此一有应酬他就穿上，脏了也舍不得洗，衣服变得油亮油亮的。妻子开玩笑说：“下雨出去穿，正好当雨衣。”

　　老赵家的宝贝全在卧室。那里并排存着大约40个文件夹，里面是他这些年做的各类事情的记录。譬如，帮谁取了汇款，给谁买了尿不湿；62岁孤独老人在电话里托他帮忙找个伴，“男女都可”；或是有意捐献的人又来电话说，“儿子不同意捐”。

　　甚至，自称忙于生意的陌生人，希望通过老赵找人帮忙“搞家里卫生”。

　　只有小学文凭的赵永华写字极为工整，尽管里面别字不少，诸如“取缔”写成“去蹄”。

　　他的脾气并不像他的笔迹那样圆润。常年跟红十字会、公证处、医科大学等许多单位打交道。他摔过领导的电话，批评“要不你们别坐这椅子上”。为了给遗体捐献者免除公证费，他“串门一样”天天去争取。这项200元的费用免了以后，他像打了胜仗。

　　多数时候，老赵和和气气地跟这些部门打交道。“他们态度好不好跟我没嘛关系——我就拿他们当一部机器”。

　　这个小学毕业生曾应邀去大学里给学生讲课，讲生命的意义。他被尊称“赵老师”。

　　他也曾把一个打算“不让天安门升旗”的老上访户劝回了家，秘诀在于：“我不是这个党员、那个代表，我嘛都不是，我跟你一样。”

　　在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成员刘慧梅眼里，赵永华“比党员还党员”。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五年规划向公众征集建议，290多条整理成册的建议中，署名“赵永华”的有7条。在他看来，这是“玩儿”，也是尽“公民的责任”。他热心很多公益事，有一次，手术没多久的他插着尿管，把尿袋缝在裤子里，参加活动。

　　不进祖坟的决定，赵永华还没告诉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老家的亲戚们。他说，不知情的亲戚也许会以为他在哪儿“被枪毙了”，回不来了。

　　对于儿孙，他表示“没嘛可留的”。眼下，他教孙女每天捐一块钱，“养成一种生活习惯”。包括他在内，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捐款计划。

　　他知道自己将被解剖，什么都不会留下。天长日久泡着药水，皮肤会从浅黄变成深褐色。他还听说，自己的胳膊也许会跟别人的腿混在一起，难分彼此。

　　赵永华心平气和地等待那一天的来临。“我就乐乐呵呵，今天我起来了，我就干。明天人家没看见我，说老赵怎么没来呢——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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