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中央的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

    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机制，往往被西方观察家评为“东方专制主义”，充满了反面评价。但是，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也有着强大、有效的动员能力。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隶救荒及康乾时期的“常平仓”系统后，认为中国因此而具备了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他认为，明清时的中国，把农民的物质福利作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从粮价、气候和降雨资料的搜集(雪珥注：各地官员上报晴雨表是一项法定的日常工作)，到数百万吨粮食仓储系统的维持，能够大大减轻自然灾害对普通人民的打击烈度。

    其实，魏丕信所未能参透的是，即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这种机制在大清国也是必不可少的。“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是福利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民众相信饭碗，而不相信口号，让百姓有饭吃，自己才能有位子坐，这是中国数千年来不能不讲的绝大“政治”。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但是，这台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央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根据美国汉学家、时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H.B.Morse)记载，中央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1800万两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