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中国人有本事把很多看上去不错的东西搞坏掉一样，“维稳”这一很有中国特色的产物，正在因制造出越来越多的不稳定而走向其字义的反面。

　　人民网人民论坛杂志新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指出，79%的受访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较严重”;而在回答“哪些不稳定因素最可能诱发群体性冲突”这一问题时，78%的受访者选择“一些部门和官员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这一选择列在了所有选项的第一位，比位列第二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增多”(71%的受访者选择)多7个百分点，也比位列第三的“因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损等引发冲突”(59%的受访者选择)多出19个百分点。

　　受访者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问题时，70%的受访者选择“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比位列第二的“维稳重心异化，重视事后处理，不重源头”(18%)，以及位列第三的“治理方法异化，采取压制或推脱敷衍的处理方法”(10%)高出很大一截。

　　在当前维稳似乎已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生态下，人民网进行的这项调查堪称直指社会矛盾的核心。

　　曾几何时，维稳被理解为全中国共同配合，做一二件中心工作。奥运会要维稳，建国六十周年要维稳，世博会要维稳，连每年例行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以及全国党代表大会也要维稳。在各省市县乃至乡镇，维稳概念又被逐级放大，层层抓落实，于是乎上访要维稳，征地拆迁要维稳，消费者维权要维稳，劳资纠纷要维稳，国企职工示威要维稳，矿难乃至地震等重大突发性事件也要维稳，当然，会“捅娄子”的新闻报道也赫然列于维稳之中……

　　在维护社会稳定这个看上去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各地方那些自认为代表了党的大小官员们，以似乎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自居，依照耸人听闻的荒诞联想和推论作逻辑，动用警察甚至法院、监狱等专政工具，采行文化大革命的整人手法，赤裸裸地把手无寸铁的利益维护个体禁锢起来;有的甚至还引入了有中国特色的专制镇压绝招，通过对当事人近亲属施之高压，以开除公职、辞退，职务降级和不调职调薪等连坐手法，借用亲情压力逼当事人自动退让。

　　各级政府本应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从目前各地陆续揭露出的不当“维稳”曝光案例看，不仅所在地政府无一例外采用了各种样的非法手段，并且在目的上也根本错误，有的更是官商勾结，以公权力名义实施赤裸裸的抢夺，相当部分维稳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与地方政府合谋，假维稳为名制造出一桩桩当代冤案。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冤案制造的大机器，那么近些年来权贵资本主义对民众的抢夺又造成了新时期的冤案丛生并形成上访高潮。在这当中，越来越多显现出的，是地方官员假维稳为名，对弱势群体进行的暴力镇压和财产抢夺。

　　农地拆迁，政府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强征土地，然后再高价出让给房地产商获取暴利;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取得土地收益维持了GDP大跃进的显赫政绩;主管官员口袋中则珠玉般滚进“懂规矩人”奉上的巨额“孝敬钱”，俨然是一个各方“多赢”的利益共享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地产暴利持续使官商合流大大刮了一层地皮之后，现又在部分大城市建成区内，以“旧城改造”“城市更新”等名目开展着第二轮刮地皮运动。哪管你只有二十年甚至仅仅十多年的楼龄，一样要拆旧建新。于是乎政府又可以堂而皇之地再卖一次地皮;原住户的五十年住宅产权成为一纸落空的证书，结局是要么搬家走人，要么只能回迁住进虽然房子面积可能大了少许，但人均绿地和公共活动空间大为缩小，并且无电梯难以进出家门的大格子间里蜗居。

　　还可以国企改制说事。国有企业在理论上被称为全民所有制，你我大家都应有份;后来又说地方级的和国家级的有区别，地方国企仅在它那个地方算是全民;再后来，国企又变为似乎仅属于企业内部员工集体所有，实际确也有部分国企按此思路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或职工在上市中分得内部股;但绝大多数国企还是在各级地方政府主持下，以MBO或拍卖等方式，卖给了原企业的经营者或外来人。

　　国企改制方案是全部要经过当地政府批准的。但改制方案要么仅单方面倾向于购买者，要么则累积下一众遗留问题，经年累月发酵直至酿成大规模上访和下岗职工走向街头。此时，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改制受益方，无一不是丢下成堆的烂账不管不顾。维稳，最后也需要政府出面“买单”了事。

　　类似例子还可举出无数。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在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机制和全社会笃行重商主义背景下，凡是一切有可能对地方“经济发展不利”的事情就要维稳，要坚决压住和牺牲一部分人，主要是无权无势阶层的利益。在今天，地方政府以及部分依然按计划经济原则行事的中央政府部门，已经越来越多并且更明显地和经济发展的“功臣”，那些“有关系”的或具有行政垄断力的企业家和商人坐在同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