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为所欲为，那么公民的合法权益将会被肆意的践踏，而如果事后的救济制度又相对缺乏，那么这样社会下的公民基本权利便很难得到切实保障。对于公民个人权力的侵害，造成的后果最严重的莫过于来自公权力的侵害。当国家公权力侵害个人时，个人往往显得那么渺小，孤立的个人对抗强大的国家，结果可想而知。甚至可以说一种不健全的片面的民主制度下人们会更加的恐惧。我一直在想，如果徐武出生在美国还会出现这样的遭遇么？徐武是悲哀的小人物，但从他身上折射出的光辉必将照耀着中国法治进程的艰辛。国家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收治也仅仅是基于《刑法》第18条的规定，即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不负刑事责任，在必要的时候可由政府强制医疗。强制医疗的前提条件是公民有潜在的社会危险性，对他人和社会的法益可能造成侵害。所谓强制医疗的过程中，公民的人人身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对于公民来讲，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关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经过有权的机关批准，由法定的机关执行。其实，当公安机关僭越职权而侵害公民权益时，有没有相关的制度来减少或者制止这种侵害的持续，当公安机关非法侵害行为发生后，精神病院有审查徐武是否有精神疾病的义务，而且应该知道这种精神疾病的危害程度，是否需要强制医疗，而不应该成为公安机关的工具。精神病院的入院审查制度如果能够被认真执行，那么这是对公权力侵害行为的一种及时的补救，会避免侵害的持续。怎样建立一种多层的制度保护机制来确保侵害发生后的及时补救，这是十分重要的。精神病院应该对病人复杂而不是对送治人负责，只有在医生观察。诊断并出具证明后，认为有强制住院的必要，精神病院才有权收治。在日本和香港，医生做出强制入院建议书，必须经法院裁决才有效力。这种做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