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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呼唤法律合理均贫富
2011-08-27

 

和谐社会呼唤法律合理均贫富

作者:程 学 平 发布:2008年6月18日 浏览次数: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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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朝三暮四说起
成语“朝三暮四”源于养猴人对猴子食物分配的典故。虽该成语被用于对忠贞不专之人的贬意,但该典故却隐含了一个自然法则,即动物对食物的占有欲,正是基于生存而产生的自然本能。
人类自然进化到物质交换时期,即产生了分配不公平的冲突。于是,力量、权力便成为主导分配,占有物质的资源,继而引发部族内的冲突,部族之间的战争。经数百万年演变,直到现代人类,基于动物对物质占有的本能,仍无异于原始社会,甚至无异于动物。只不过是人类的智商,创设了一系列规则,即从习俗到法律。本文仅就一个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主权国家内部的公民,对物质财富的收入与分配之间的关系,谈谈浅薄的认识。
       二、“暴力均贫富”与“强权均贫富”的历史教训
从原始部落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实质也就是基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社会财富占有本能,在等级制度的长期孕育过程中,积蓄力量而不断暴发暴力均贫富的历史,也即所谓的革命。这类革命的进步意义在于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却都是血腥的,并以非理性、非人性、非秩序为主要成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大凡都是如此。
就近代中国而言,从第一次土地革命的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其表现形式和实质也是暴力均贫富。之所以能轰轰烈烈,正是顺应了封建等级制度下社会大群体,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的求同心理。在当代中国,这种求同心理发展到顶级形式,即所谓的“一化三改造”和“人民公社大食堂”。这一时期的所有制的革命,虽然未发生武装的暴力冲突,但本质上也是“暴力均贫富”的一种形式,即“强权均贫富”。那场“强权均贫富”的革命,除导致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消亡的结果外,最为惨痛的是造成了共和国在三年时间里,数千万人死于饥饿及与饥饿相关疾病的严重社会结果。这一历史教训,已对这类“强权均贫富”的功过是非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盘点1949—1978年的三十年间,生生息息的近十亿中国人,在强权均贫富的制度下,少有人未感受到饥饿的“惠泽”。甚至传闻共和国的最高领袖也曾为少吃一顿“红烧肉”而作出“共渡难关”的表率。
赤贫光荣,富人有罪,并被推论出历史上曾是富人的儿孙们也是有罪的,从而在那三十年的历史阶段,成为畸形仇富群体的泄愤对象。即使他们当时也是赤贫的,但他们也是要为他们的祖辈曾是富人的“原罪”负责,而被戴上异类的枷锁,承受着同类的戏弄。
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价值观、畸形意识形态的作祟下,国运傍徨,民运凋蔽则是必然。
纵观在文字记载的数千年“暴力均贫富”及“强权均贫富”的历史,都未能实现人类大群体对财富占有求同的目的。相反,历史上少有被称道的“贞观之治”、“乾隆盛世”,恰既不是“暴力均贫富”,也不是被“强权均贫富”,而却是穷人富人共享一片天,富人的锦衣玉食与穷人的粗茶淡饭同在,官府的奢侈生活与百姓的恬淡度日共存。
三、改革中国的所有制大革命
谁也不曾料到,偌大中国对收入与分配的革命,竟然起步于安徽凤阳几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一份按有几十个鲜红手印的“生死协议书”,秘密地拉开了中国当代收入与分配大革命的序幕。这场当时完全可被轻易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秘密行动,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如被扼杀,易如巨轮碾死几个蝼蚁。然有幸的是,首先是时任省委书店的万里同志给予了宽容。一位伟人,睿智地以“不争论”给予了庇护。于是“黑白两只灵猫”杀出重围。我们虽无法区分,是黑猫打破了贫富求同的千年传统理念,还是白猫开户了财富创造的灵性。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迅速激活了共和国群体的生产力。春华秋实,冬去春来又三十年,当代中国平衡地完成改变中国命运的所有制大革命。十多亿之众的华夏子孙,更多的人终于从挣扎着如何活着的状态,提升到盘算着如何生活得更好的境界。
当有人在为驾驶着低挡私家车而快乐时,也有人在为能选购得一台新彩电而高兴。当有人为成为“万元户”而自豪时,也有人正为每月增加几十元的工资而兴奋。但是,当原驾驶低档私家车的人换上高档的宝马、奔驰时,却再也找不到原先驾驶低挡私家车的快乐。当原来引以自豪的“万元户”已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时,却找不回原前“万元户”的自豪感。特别是原为月增加几十元工资而兴奋的群体,突然间下岗了,失业了。于是,又有人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部分人怎么办”的重大社会课题。
四、贫富差距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就在国人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恩泽时,由于政治、经济、法律体制的滞后,国人收入与分配的差距在逐步加大。于是数千年“贫富求同”的传统理念,又呈滋长蔓延趋势。特别是当有人耗资数十万、数百万将子女送往国外留学时,却有更多的人在为子女数十元到数百元的学费而犯愁,甚至不得不放弃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社会财富的“二八”分割现象,使得走出贫困,已获温饱,甚至已达小资的群体,又不同程度地产生了莫名的“仇富”心理。
特别是在共和国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时期里,城镇数千万产业工人下岗,被砸烂了铁饭碗,有的成为新时代的“贫民”。农村数千万失地农民,被征完了土地而成为新时期的“贫农”,新的社会矛盾产生,并呈激化趋势。近年来,各级政府被上访群体所拥堵,已不再是新闻。于是乎,确有一定数量的群体又怀念起那贫穷的公有制时期,甚至有人幻想那逝去的“神灵”再度出现,领导穷人再次发动“暴力均贫富”的革命运动。


如果将社会群体简单地划分为“穷人”与“富人”,一般来说,就是一个赤贫的分文无有的乞丐,对拥有数百亿资产的产业富人,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而却对依公权力敛财,仅拥数万,数十万、数百万的这类相对于富豪还属于穷人的群体却拥有切齿之恨。虽然,他们之中和绝大多数,无从从公权力的取得与服务的理论上去分析,但他们都能朴素地认为,这部分公权人物所占有的财富是不义之财。当风闻某某公权人物家被资巨额财产时,却有更多的人不忌恨那盗贼,相反会将盗贼奉为“劫富”的“侠客”。因为,他们被盗资财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劳动所取得,而是依靠公权力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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