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陆军现场作业手册（FM）3-07写道：“冲突、灾难或者内战之后的维稳行动为部队占据、维持和拓展主动权提供了最佳时机。” 这一表述完全正确，但这一时机并非仅属于维稳部队。其他的力量同样可以拥有。政权解体后管制的移除很快导致诸如抢劫、复仇、拐卖和性侵犯等各种机会主义犯罪活动的出现。尽管这些相对恶化了人们的生活，但犯罪分子在维稳行动中只处于二流角色。他们主要彰显了一个更大的保护需求。简单地说，人们在寻求能够提供安全的社会结构、迅速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和拥有更加美好未来的希望。军队、人道主义组织、民兵、民权组织和反抗组织通过把握这种时机来创造这样的结构。因此，他们是维稳行动的主角。

    尽管如此，维稳行动的结果并非由决定性的战斗所决定。主要角色在权力经济中相互竞争，公众的支持充当着“货币”的角色。因此，西方的维稳行动如何适应其他角色的计划和行动成为主要的问题。我们不要假想潜在敌手组织混乱或是不能开展复杂的行动。普通民众、散居在外的团体、政治极端主义者或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可能将现实社会契约的破裂看作是实现他们梦想和深化他们利益的期待已久的良机。政权失败后，面临维稳部队出现的本土角色们面前有两大基本的战略可供选择——合作或是叛乱。前一战略无疑比后者危险，而二者在冲突地区的混合则是一个潜在的噩梦。

    一大难题

    维稳行动经常出现一个难题。西方军队兵力投入从几百到几十万不等。方法也是从轰炸城市到分配婴儿食品等多种多样。一些行动一拖数十年，造成伤亡数千；一些行动在媒体关注少数兵力损失后突然中断。少有人类尝试在范围、规模和持续时间上有维稳行动这样如此大的不同。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行动的结果似乎与这三种情况完全无关。一支不超过100名士兵的美军部队足够平息萨尔瓦多一支马列主义分子进行的叛乱。相反，50万士兵在越南面对相似的敌人却无法取胜。认识维稳行动一方面要对出兵国军队的目标进行彻底的分析，另一方面要对本土的角色——愿意与维稳部队合作者（以下简称合作者）和叛乱分子进行分析。

    冲突、灾难和内战地区的稳定需要军事的介入——这点不证自明。在所有的现实案例中，这种介入之前还有激烈的政治辩论。看法和期望主导这些辩论。有些时候，这些辩论与事实一致，而好多时候则不然。乔恩韦斯特恩认为：“由于过分渲染维稳行动是动员民众和取得政治支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过分吹嘘信息成为一种趋势。操控和歪曲信息的持续诱惑经常导致公众对事件的性质、可能成本或者军事干预的效能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实践中，辩论使得军队、政府、反对者、媒体、施压集团和全体选民之间达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协议。这种协议最重要的内容包括正当的理由、成本、伤亡、持续时间和实施方式。联合出版物3-0中，“联合作战行动”准确描述了当协议破坏后将会发生什么。“在维稳行动期间，国民意愿的侵蚀、民众支持的下降、行动合法性或管制问题、或者保护不周导致伤亡过大都可能使行动到达终点。”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维稳部队在挫败敌人方式的使用上严重打折扣。运用挫败方式必然包括对破坏性战斗力量的运用。尽管如此，“政治考虑引导稳定的努力。军队和发展部门必须对政治环境保持清醒认识，并准备好相应地改变战术。” 最近的历史显示关于挫败方式运用的社会政治宽容度在军事行动一开始的时候是最高的，等到维稳部队正式在该地区建立存在后急速降低。

    打破力量平衡

    维稳部队的到来完全打破了冲突地区的力量平衡。活跃的地方力量不是遵从构成维稳行动合法性基础的决议——撤离、解散武装或者解体，就是面临摧毁。现有的精英失去了他们的优势，而其他的派别则乘机宣示他们的势力范围。人人都有权利选择是否与维稳部队合作。通常，冲突中最强大的派别或者最受支持的派别不会选择与维稳部队合作。派别根据地越小，通过合作获得的利益就越大，因此合作的动力也就越大。

    一般地，合作者无法保护自身。他的出现需要维稳部队的存在。他促使维稳部队改变挫败敌人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由于他不需要为他所依赖的军事力量招兵买马或者支付费用，他可以扩大自己的力量到远超过他的支持者和税基所能保证的水平。合作使得他可以做无本生意。人们很容易想象这种情况的吸引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幕后支持的南越政权就是个典型例子。吴庭艳总统“通过迎合仅占人口10%的天主教徒” 获得统治地位。

    因为维稳部队最能保证合作者紧握政权，合作者试图永久保持维稳部队的存在。如果他认为他可以做到这点，那么他就不需要扩大他的支持者。增加的支持者将冲淡其权力和财富，因为政治和经济中稀少的有影响力的位置不得不分给更多的人。此外，因为合作者依赖维稳部队作为其军事后援，他似乎隐藏在维稳部队的背后打击敌人。这形成了一种认识，认为前者胆小懦弱，后者是个帮凶。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根据地。

    主动叛乱分子

    与合作者不同，叛乱分子是主动行动的派别。大卫 加路拿认为“通过在人群中寻求支持者，范围包括在冲突中主动参与和消极默认的民众。” 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叛乱分子。潜在的民众支持是叛乱分子出现的前提。因此，拥有最大潜在支持者的派别最有可能掀起一场叛乱。然而，这仅仅是“叛乱分子如何产生”这一问题答案的一半。什么阻止了维稳部队击败或是消灭出现的叛乱？

    叛乱分子通过遵从维稳部队排除的情况来躲避打击。联合出版物3-0在第12个联合行动原则中提到了“管制”，因为在维稳行动中，“武器、战术和暴力程度的管制塑造着环境。” 在实践中，挫败敌人的方法只能应用于主动的敌方部队。一般地，叛乱分子通过将自己的组织分成遵从管制条件的非武装的社会政治部分和藏于民众之中的武装军事部分来进行自我保护。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叛乱分子创造了足够大的支持者来隐藏和支持相当数量的恐怖分子和游击队。叛乱分子的非武装部分由诸如意识形态方面的报纸、激进的大学、工会、宗教慈善团体等组成。虽然这些组织促使了对维稳部队运用力量的管制，他们远非无害。他们的活动从组织袭击到大规模游行示威来招募恐怖分子和自杀式炸弹人。他们的基层可以隐藏指挥中心、提供（间谍、恐怖分子等的）藏身房和武器藏身处。尽管如此，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游击队或者恐怖分子服务而是组织能够产生公众支持的活动。

    由于维稳部队是冲突中最强大的军事派别，叛乱分子试图通过使其无法遵守限制他们承诺的社会政治契约形式来终结他们的存在。叛乱分子将不择手段地侵蚀国民意愿，缩小公众支持，增加对维稳行动合法性的质疑和制造最大伤亡，同时最大利用管制的规定来削弱维稳部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