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是中国的一大创造。20世纪60年代，以调解为主要特色的“枫桥经验”曾风靡全国。今天，在中国大地土生土长的“调解”经验重新焕发强大生命力。

　　“法院管不着、村居管不了、部门管不好”，这是许多矛盾纠纷的共性。但是，小矛盾也可能引发大冲突，小纠纷也可能引爆“火药桶”。如何化解？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南通率先做起了“调解”的大文章。2003年4月，南通市创立了社会矛盾纠纷的大调解机制，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专业调解等调解机制进行有机结合，创建了从市到村、组的六级大调解网络。既关注百姓家长里短的“小问题”，又处理影响社会和谐的“大问题”，让老百姓不跑远路，不花钞票，不打官司，不伤感情，就地解决问题。

　　“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疑难纠纷不出县、矛盾不上交”。正在神州大地推行的“大调解”工作，已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闸”，促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夯实基层基础的“加固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桥”。“大调解”，调解的是矛盾，调顺的是民心，调稳的是执政基础。

　　信访是矛盾问题的“晴雨表”，也是百姓冷暖的“温度计”。对信访问题的态度，不仅体现党委、政府对群众的感情，更关乎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能否妥善处理信访问题，不仅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更事关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一些教训警示我们，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矛盾采取放任或“踢皮球”态度，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对于矛盾而言，需要的是“终点站”而不是“中转站”。“终点站”如何建立？关键是变“单兵作战”为“集团作战”，对基层社会管理资源和力量进行整合。在广东、重庆、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乡镇(街道)建立的政法综治维稳中心正着力打造社会矛盾的“终点站”。在这里，镇街一级综治、信访、司法等部门集中办公，整合各方面资源，一个窗口服务群众、一个平台受理反馈、一个流程调解到底、一个机制监督落实，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了一股绳，变单兵作战为集团作战，由单科门诊转变为联合会诊，形成统一受理调处信访及矛盾纠纷大综治大调解工作平台。综治维稳中心建起来，群体性事件降下去，“整合”为社会和谐增添了新动力。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知民情、解民忧、化民怨、暖民心”，今天，群众上访正逐步为干部“下访”所取代。“以前，长途跋涉到城里上访，却不知道该找谁反映问题；现在，干部下访到家门口，当面了解情况还限期予以回复。”这是重庆市民眼中的变化。从2008年开始，重庆市启动了干部“大下访”工作，为广大群众开辟了一条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畅通渠道。连续3年，重庆每年组织20万干部下访群众，共走访群众200万人次，受益群众600多万人。面对面的沟通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成为党政部门推动干部作风转变、改进群众工作的重要途径。

　　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存在于群众中间，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是党执政为民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而发挥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用，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载体”。

　　几年前，“网格”一词在许多地方还少有耳闻。今天，“网格化管理”已经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网格”已经成为城乡百姓生活中温馨的字眼。

　　“天上有云，中间有网，地上有格”，在北京市东城区，“网格”实实在在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根据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异性原则，东城区将所辖区域划分成若干网格状的单元，由专门的网格工作人员对社区实施24小时动态、全方位管理。小到社区环境卫生、居民矛盾化解，大到社区党建、社会治安维护等，网格都能管，而且管得好。在浙江舟山，随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深入推进，“网格服务团队”已经成为群众心中“不撤走的服务队”。而今，浙江全省所有的乡镇(街道)和98.1%的村、98.3%的社区已实行网格化管理，一张张民情沟通之网、为民服务之网、平安建设之网正在形成。“情况掌握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工作推动在基层、感情融洽在基层”，网格化管理为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开辟了新的天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夯实稳定基石

　　听民意、护民利、解民怨、化民忧，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将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社会是否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是否科学。科学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而发展不科学极易导致社会不和谐。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这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要求，更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