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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在建立亲民的政治话语体系(2)
2011-08-19

  我们讲“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这是《尚书》里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论语》里的话,都是讲“善”。我们今天强调“善”,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团结互助、讲信修睦;就是提倡每个人要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树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就是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为此,必须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文学艺术家要积极反映和大力弘扬那些善的事物和行为,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讲“美”,就是要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需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对美的追求,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类长期进化和社会不断进步的综合产物,是人的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产物。中华民族自古就是追求美的民族。早在3000多年以前形成的《诗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抒情诗。我们说“诗言志、歌咏声、舞动容”,就是说要给人以美。中国文化中的诗歌、绘画、音乐、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在世界上是毫不逊色的。我们当代的文学艺术家应该不断地发现美、创造美,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赵丹在他的遗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在人们心中。

  第二,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今天,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艺术创作上提倡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不同学派之间、不同观点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无论是提高学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为人民和国家而努力工作的文学家、艺术家,放手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智慧源泉充分涌流,让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真正形成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大好局面。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鼓励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创新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思维、解放思想。离开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创新。倡导创新,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整个社会发展史早已充分证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芦荻回忆,1975年6月18日,毛主席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有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发展。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文学艺术家要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最重要的表现,是他们的作品应该促进国家变革创新和社会开放包容,鼓舞人们刚健自强、艰苦奋斗,给人以真善美的启迪和享受;应该反映社会的现实、人民的意愿,歌颂先进事物,鞭达丑恶现象,鼓励人们团结向上,把国家建设好。

  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沉的热爱。只有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自觉担当起社会的责任。一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们之所以产生不朽的作品,除了他们具有非凡的才华之外,往往与他们特殊的经历有关。大家都熟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连举了八件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人。《史记》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力主革新政治,举贤授能,除残去秽,励精图治。他接近人民群众,不满黑暗现实和政治腐败,终因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反复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表现了他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可与日月争光”的浪漫主义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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