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在读《大学》的时候，记得第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其后却是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右传之二章，释“新民”）。　　这不能不让人疑惑，前文是“亲民”，怎么后面解释的是“新民”呢？后来，有机会查了《四书五经》（影印版/中国书店1998年）。其中，在宋元人注中赫然写着“程子曰：亲，当作新”。倘使这样，也就理解了。另外，社会上各种译注也皆按“在新民”解释，如《四书译注》（陈蒲清注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解释为“使人弃旧图新”。其它版本的解释还有“使人人都能去除污染而自新”，“人民的生活得到更新提高”等。总之，围绕一个“新”字。　　近日，习读《传习录》，没想到《徐爱录》第一篇，就对此问题作了说明。其中就指出，所谓“新民”，只是“朱子谓当作新民”。显然，王阳明不同意这种理解，故“从旧本‘作亲民’”。下面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最后说“说‘新民’便觉偏了”。由此可见，这不是一个“早有定论”的问题，还是有着不小的争议的。　　我们知道，《大学》本为戴圣所编的《礼记》一书中的第四十二篇。它系统论述了大学的教学内容与目的，分为三纲八目。三纲就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八目便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程朱很欣赏《大学》的系统性。朱熹说：“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但就在《大学》的经典地位逐步得到确立的同时，对《大学》版本是否有误这个问题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郑玄注、孔颖达疏的《大学》古本，宋代儒者认为有这样两个疑问：一、《大学》中的八条目，不应只有“诚意”以下六目有释义，而“格物”“致知”二目没有释义；二，《大学》中的“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比八条目更为重要，不应没有释义。这两点疑问，使后代学者怀疑古本《大学》有错简或阙文。有错简则必须调整文章的章节结构，有阙文则要补其缺漏。宋儒自二程开始就对《大学》古本做出改正。他们都主张移古本中“诚意”章往后，而将“《康诰》曰：克明德……至……与国人交，止于信”作为三纲释义，并将古本中的“子曰：‘听诉吾犹人也’……此为知之至也。”与“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结合而作为对“格致”的解释。　　朱子继承二程的看法，对《大学》作了“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于是他便打乱重新编排，分为经一章，传十章。经提出三纲八目，传逐条给以阐发。其借口是就是《大学》原本“简编散脱，传文颇失其真”。朱熹自己还补了一段文字，作为传的第五章。《大学》的作者早已失传，朱熹却认定：“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凡千五百四十六字）。”朱熹这种迳改古书的做法，在古籍整理上是不足取的。但也应该承认，《大学》经他这么改编后，系统性确实更强了。　　无论怎样，这“亲民”、“新民”还是有争议的，而“亲”、“新”决定一切。所谓“亲”，王阳明说：“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这样说来，倒与《中庸》中“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中第一个“亲”相似，那就是爱、仁爱。倘使这样说，也倒好理解台湾亲民党的名称了。那之所以命名为“亲民党”，就是因为宋楚瑜推崇蒋经国的“亲民、爱民”理念，该党英文名称为“thePeopleFirstParty”，意为“人民第一党”。或许也与“大学之道”有关。而“新”也就是更新之意了。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　　解释了半天，还是摸不清头脑。那就姑且用一下“求同存异”的方法。“新民”指使民众提高觉悟，实现精神、思想的更新；而“亲民”则指使民众富足、安顿而获得必要的生存基础，进而亲善于政权结构，易于统治，服从管理。那么，朱熹径直用“新民”解“亲民”，所凸现的是亲民的内圣方面与内在特性，而王阳明则主张亲民就是“安百姓”，着重突出的是亲民的外王方面，即如何使人群民众的生活能够安宁祥和。　　实际上，无论“新民”还是“亲民”，都有机地统一在了君王治国的基本路线之中，都是帝国主导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效方面，也都以调养民众、教化人群为手段，从而实现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这是朱熹、王阳明莫不认同的政治理想。“新民”与“亲民”，在根本目的和最终理想方面是一致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与矛盾。朱熹的“新民”路线，着眼点是战略性的思虑，是从长远大计上为国家社稷着想，努力使人群民众能够发自内心地服帖于君王的皇权统治，所希图的是王朝千秋万代的利益。而王阳明的“亲民”方针，则要把国家政治的着眼点切实地落在当代百姓的身上，只要每一代王者都能够使眼前的人群民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根本就不必担心帝国的长治久安。　　但道理说得再漂亮、主义强调得再重要，不落到实处，不产生实实在在的利益，终究是无用的“清谈”。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自己能够活着、或者活得更好，那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解决现实的物质存在的问题才是最根本的。正如鲁迅先生《灯下漫笔》所说的，“只要做稳了‘顺民’就行”。所以说，民众关心的始终是生存论而不是认识论、知识论。如果一味地强调“新民”的作用，而轻视甚至忽略“亲民”的因素，只能导致片面的“政治挂帅”、形式主义，而不能使百姓免于生计之忧、冻馁之虞，最终可能连“民”这个政治统治的基础都要丧失掉。　　从上面这些分析来看，“亲民”、“新民”还是一脉相承的，并非对立矛盾。而在我看来，还是“亲民”更为妥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恩惠百姓，人民富足了，自然会有更高的生活欲求，以至为“新”。但我并不赞同王阳明对“亲民”的解释。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虽然“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但最终还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也符合“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的原则。应该讲，这里的“仁民”在很大程度上与墨子的“兼爱”近似。而王阳明却说：“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苦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故“不得谓之仁”（《陆澄录》）。　　所以说，王阳明只是将“亲民”这一推而广之的大理念存乎于己心之中，不能不说是比朱熹分析得对却理解的不透。　　再者，如果说朱子对《大学》所作的“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为后世所诟病，认为有“改经”、“僭越”的毛病，那么王阳明恢复古本其实也只是继承了宋学“六经注我”的创新学风，在用自己的学问来阐述《大学》，这两种做法本身从传统传注学的角度来说都是有待商榷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解释看成这样一个追求本意、要求和作者的原意尽量接近的过程，而是将所有的古代文献都仅仅看成一个文本，其含义要在和阅读者的互动中才体现、甚至是生成的话，这两种做法就是新的观点所以得以产生的原因，也就是学问能得以发展和进步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