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很简单，而“疏”就难得多。我们太习惯于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了，而传播科技的发展，永远是有“盾”之后便有新的“矛”，而且“盾”的产生总是落后于“矛”的发展

　　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传播时代，很快适应这种生活环境的是年轻一代人；年长的人中，思维方式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的却相当多，而制定虚拟社会管理政策和实行控制的人，正是年长的一代。我们太容易按照惯性思维来决定治理技术了。鉴于这种情形，需要提出一些关于虚拟社会管理的基本理念。

　　毛泽东1957年要求新闻媒体采取“新闻，旧闻，无闻”的政策，即有时把新闻作为新闻发表，要及时；有时故意把新闻放“旧”了以后再发表，把新闻变成旧闻；有的新闻则永远不发表，就当没发生一样。也就是说，把传媒报什么或不报什么作为一种政治表态，并非全是为了通信息。

　　当今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频繁，新的传播科技已经普及到全社会，传媒形态也多样化了，你可以不报，但无法阻拦信息的传播。权威性的权力机关不在第一时间出面讲真话实情，最容易造成信息在多级传播中的扭曲和衰变，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必然来临。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形势下，以往一些看来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方式将会失效。

　　近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长，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没有贯彻好信息公开的原则，只有少数事件的处理是成功的，例如2009年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较多的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采用的仍然是惯常的信息控制方法：拖延、隐瞒、封网、以诽谤罪抓人等等。这种情形说明，胡锦涛今年2月要求“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确实是当务之急。

　　就党政机关与传媒的关系而言，媒体曾经反复被告诫的“要帮忙，不要添乱”，体现的是一种训导思维，而不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民主制度。习近平副主席2009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相比之下，最初的新华社稿的文字是：“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正确运用媒体、科学管理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显然，中央最高领导层关于领导机关与传媒关系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问题在于我们具体工作的同志没有跟上这种认识的变化。

　　我国过去对待危机事件的信息发布，指导思想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没有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前，为了不引起社会的恐慌和混乱，不能随便发布消息；如果这样做，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然而，现代政府承担的责任之一，便是及时向社会提供客观的信息，不能等到事情处理得圆满之后再告诉人民，才算对人民负责。

　　现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了，如果政府提供的信息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人们可以有许多渠道，包括网络渠道寻找信息，而政府的公信力则会因此下降，还可能导致新的社会混乱。2009年7月杞县“钴－60”事件中，因为没有及时、权威的信息发布而造成全县几十万人大逃离的现代版“杞人忧天”的奇观，便是一例。

　　这种过时的控制信息的观念，是基于一种“全能政府”的传统体制。因此，中国人从传媒上经常看到的是好消息，坏消息很自然地被隐瞒下来。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不断地告诉人们，“全能政府”是神话，应该树立的是“有限政府”的观念，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解决危机。

　　全能政府的体制也会培养与之相适应的观念，例如将权力机关的活动和事务看得高于其他的观念。因而往往在召开较为重大的会议或举办活动期间，即使发生了普通的“坏事”也是不许说的。这种观念不符合我党一贯倡导的讲政治的内涵，共产党的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时候若发生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事件，会议或活动的形式本身要让位于应对危机的实际工作，不然就颠倒了主次和是非。

　　1954年前后的几年，我国从中央到省级新闻界曾全面向苏联同行学习，除了僵化的版面和宣传性新闻语言外，对于信息的处理，也完全向苏联学习，敌人批评我们的内容一律不见报。为防止民众获知批评我方的信息，还有专门的“偷听敌台罪”。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一些做法还留有当年的思维痕迹。对各种不喜欢的信息，我们仍然习惯于“堵”，思想的僵化和不合时宜让人难以理解。“堵”很简单，而“疏”就难得多。我们太习惯于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了，而传播科技的发展，永远是有“盾”之后便有新的“矛”，而且“盾”的产生总是落后于“矛”的发展。

　　如果我们的控制停留在筑坝的思维上，则永远挡不住水的溢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们传统上只把各种危机事件看作坏事，倾向于千方百计地“捂住”，不让别人知道。在当代社会，突发事件出现的机率较高，应当把这类事件视为一种常态来处理，把处理危机看作政府正常职能的一部分。社会也应该有这样的观念：风险无处不在。如果在认识上视危机为常态和中性的，就不需要把它“捂住”。

　　在现代社会，把封锁消息作为处理危机的基本方法，肯定会把危机推向最糟糕的境地。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新形势下，以往一些看来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方式将会失效。至于正常发生的公开的事实，要时刻想着现在我们处于全球信息化的环境中，封锁已经公开的事实，唯一的传播效果就是被人家笑话。

　　从匿名组织网络舆论，转变到网络新闻发言人、网评员以公开的身份智慧疏导

　　自从网络在社会事件中的能量显现出来以后，我们逐渐意识到其重要性。然而，通过组织较多的人匿名发表意见的方法引导网上意见，是不道德的。例如某地级市公安局介绍他们的经验，内容是组织许多人在网上监察，看到批评该局的意见就要以网民的名义对该局的工作进行辩护。其指导思想实质上是愚弄人民，明显违背党的宗旨。

　　网络管理是需要的，主要应通过法律法规建立网上秩序。我们需要适当的舆论引导，但是这种引导要符合基本的道德。公开网络发言人或网评员的身份，是一种妥当的做法，就像报纸的评论版发表署名文章一样。我们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就要显示出我们的内在思想力量，这一观念转变的要点即：网上新闻发言人、网评员公开身份。

　　网络新闻发言人如何通过其娴熟的公关理论和技巧来解释事件、说服民众。公安部的武和平、原教育部的王旭明、云南的伍皓、南京的曹劲松等，已经做出了较好的榜样。新闻发言人虽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但作为新闻发言人，其从业准则与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一样的，即客观地说明事实，同时，又要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对民众情绪进行疏导，智慧地讲真话，不能说套话，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