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刘树枝：通过试点引路，基层先行的办法，浙江积极推行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有效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到目前为止，浙江全省11个市和90个县(市、区)均建立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全省共评估重大事项1017项，其中暂缓实施和不予实施的102项，占10%。浙江省出现了定海区、余杭区、余姚市三种模式。定海区做法是增加维稳办编制，由维稳办牵头抓风险评估;余杭区的做法是以乡镇和部门为主，谁主管谁负责，维稳办负责组织、协调;余姚市的做法是前置审批，发改委在立项的时候把风险评估作为前置条件。三种模式各有特点，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风险评估工作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流于形式，最担心的是弄虚作假。浙江省委维稳办通过抓指导、抓培训、抓督查，推进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扎实开展。抓指导，主要是会议指导、调研指导和典型引导，帮助建立健全机制;抓培训，先后两年与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联合举办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培训班，对风险评估工作进行培训，提高风险评估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抓督查，结合平安考核、世博安保工作等先后开展3次督查活动，推动各地扎实开展风险评估工作。

　　反面案例 2008年的瓮安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由于没有从源头上及时有效地疏导和解决，最终酿成了这次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编辑点评 现在维稳的重心常常是事后补救多于事前预警，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重堵轻疏，而浙江省通过重心前移，将一些矛盾直接消灭在萌芽状态，大大减少了社会压力。

　　河北承德：

　　织密调解网络 整合行政资源

　　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政法委书记刘海峰：一是区、镇两级全部建立了高标准、规范化的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各村居和各行政部门全部建立了调解室，密织区、乡镇(街道)、部门、村居、组院的五级工作网络，研究制定了联席会商等十项调解工作制度，形成了“党政统一领导，信访、政法部门为主力军，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盯住重点，化解各类纠纷。以排查调处涉及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和隐患为切入点，尤其是对重点案件、难点热点问题，采取不定期下访、工作抽查、召开调度会等三项措施，强化督导，一抓到底，达到了排查不漏、处置有力的积极效果;三是工作重心下移，区级领导分包基层。采取区委常委牵头、区级领导分包乡镇、街道，乡镇、街道及部门主要领导一线主抓的措施，明确包案领导、包案单位、责任人，加大对重点突出问题的跟踪督办力度。目前，全区共建立区级调解中心1个，镇级调解中心8个，村级调委会80个，行政调解室34个，为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的顺利起到了积极的助推效果。 反面案例 2009年，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被拆迁户唐福珍往自己身上倾倒汽油并自行点燃，被严重烧伤，不治身亡。

　　编辑点评 到了转变领导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时候了，在权利时代，任何小事都可能酿成大患。

　　湖南邵阳:建立社情民意调查机制

　　湖南邵阳市双清区：定期开展电话民意调查活动，建立完善公开听证制度，建立利益相关方参与协商机制，确保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社会决策出台前或者重大工程项目审批前，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正确处理群众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对大多数群众赞成的，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并做好有不同意见群众的工作;对符合公共利益、长远利益需要，而部分群众不赞成或者暂时不理解、不支持的，耐心细致地做好他们的工作，坚持依法按政策办理。此项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双清区没有发生一起有影响的重大群体事件，没有新增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没有发生一起恶性进京上访案件。(文/张雪珊)

　　反面案例 2009年6月17日，湖北石首发生了酒店厨师蹊跷坠楼身亡事件。6月19日，“不明真相”的群众在该市东岳路和东方大道设置路障，阻碍交通，围观起哄，现场秩序出现混乱。石首事件表面上是由于群众“不明真相”所致，实质上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及时公开真相，使其公信力降低。

　　编辑点评 到底是为谁维稳，双清区的目的很明确。

　　江苏如皋：树立法制权威，依法行政

　　江苏省如皋市政法委副书记万有富：通过在镇级政府设立镇政府法制工作室这个平台，充分发挥五项职能，巧妙运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事后化解”三个妙招，走出了一条“源头辅政，当好参谋;化解矛盾，服务为民”的法制辅政新路子，使基层行政矛盾从源头上得以控制、化解。自镇政府法制工作室的试点推广以来，镇政府的决策行为进一步规范，规范性文件实现了零撤销;行政争议进一步减少，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了30%;行政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被撤销、变更和确认违法的案件数同比下降了35%;涉法信访量大幅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