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团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调研时，时值部分牧民因解决开矿问题而采取较激进方式进行诉求，基层政府为平衡各方利益而加班加点、殚精竭虑。虽然我们没有处于事发地点中心，但也亲身感受到了非常时期的紧张气氛。从较广阔的视野思考诸如征地、赔偿等涉及地方社会稳定问题，为我们青年干部留下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空间。

    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考量，层层上级均明确要求“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加之和绩效考核捆绑在一起，有的地方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制”，作为行政末梢，地方政府只能无条件执行。然而，长期以来实行的条块分割、行政机制制约，甚至国家层面不同政策法规之间的冲突等，直接导致基层政府在面对突发、群体性事件时，缺乏解决重大问题的必需资源和权力。硬币都有两面，基层政府在无力或短时间内无法求得这场博弈的“最优解”时，退而求其次，只能选择“次优解”——“花钱买平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一言以蔽之，治标不治本。

    这不是个案。纵观全国各地，这种维稳心态、思路、工作方式方法、效果已是常态。许多地区在进行社会管理，尤其是维稳工作时，越是强调社会稳定，部分基层就越不能接受民众的正常利益表达，典型诸如征地拆迁、工龄买断补偿等，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

    从基层群众的角度考量，由于民众的正当利益表达不被倾听或接受，老百姓不仅缺乏表达正常诉求的能力，更缺乏正常表达权利的渠道。一些群体或个人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下，只得采用体制外的激进方式来表达不满，继而导致社会矛盾愈加激烈，基层政府的维稳工作只好不断强化。终至政府劳心费力不讨好、公信力下降，民众难以表达正当维权诉求、抱怨当官不为民做主。久而久之，形成人人都累、人人都苦、人人都怨的死循环。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2011年5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十分紧迫又需要长期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国家的稳定和政权稳固，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

    个人认为，我们有必要跳出现有维稳工作的“窠臼”，可尝试从思维模式、政府职能角色、机制设计和培养公民意识和精神方面多管齐下，探索适应新时期、新形势、新情况、新环境下的维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