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责任主体殚精竭虑所“维”之“稳”，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社会之稳、人心之稳，而是自己的“位子”和“帽子”之稳

　　“维稳”，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快发展的转型期，大量紧迫的发展课题和同样大量紧迫的社会矛盾相伴而生。如何处理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因此，“维稳是第一责任”。还有一些更加富有文学色彩的表述，例如：“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发展。”

　　“稳定”成了官场话语系统中的“敏感词”

　　不过，完美的表述不等于完美的实践。在行政过程中，要真正理解好、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实非易事。发展离不开改革的推动，而改革又免不了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触动。改革发展本身就是对现状、定势的调整和改变。如此看来，要发展又要绝对稳定，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强调的稳定，是指在对现状、定势进行调整和改变的时候，要努力保持整个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和有效控制，避免秩序混乱和系统崩溃。无数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在动乱、无序状态，不仅谈不上发展，就连起码的生存都可能成为问题。

　　稳定是如此重要，把维稳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一责任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既然是“第一责任”，那么，如果维稳工作没做好，出了乱子，就不仅会影响改革发展大局，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还会危及各位责任人的“位子”和“帽子”。所以， “稳定”成了官场话语系统中的“敏感词”，悠悠万事，维稳为大。凡事拿到维稳层面来认识、来决策、来操作，没有谁敢掉以轻心，没有谁不理直气壮，没有什么“举措”不可以出台，没有什么“办法”不可以实施。

　　然而，“维”来“维”去，稳定问题好像还是摆不脱、躲不了、绕不开、搞不定，个体案例、群体事件照样发生，甚至感觉似乎没完没了，“越维越不稳”。维稳，简直就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千钧一发，令诸多为官者寝食难安。

　　要理解这样的怪现状，首先要审视一下“第一责任”主体的维稳思维。在相当多的责任主体那里，实际上还固守着简单僵化、不合时宜的维稳思维。这种维稳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怕，怕出事，怕麻烦，怕担责。这种思维追求的是绝对的稳定，不仅不能出现“事件”，而且不能发生“事情”;不仅不能发生“动乱”，最好不要出现“动静”。

　　这种对“事情”和“动静”过度的敏感已经带有强迫症的特点。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政治斗争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无序和混乱是社会常态，从十年“文革”到后来的几次政治风波，人们在记忆中留下了惨痛的难以磨灭的历史烙印，形成了全社会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一旦出现了“事情”和“动静”，心理上会产生“关系联想”，第一责任感油然而生，维稳的重大话题会立即摆上议事日程。

　　一些官员缺乏对时代变迁的把握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心态较20年前已有很大不同。从整体看，公众与执政者之间，就政治主张而言，并无不可弥合的裂痕;就政治认同而言，亦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多年的民主法制教育使全社会的理性程度显著提高，虽然公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但同时仍然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全局性的政治失误，就很难出现足以危及整个社会稳定的失控局面。以“怕”字当头、绝对求稳的心态来判断社会现象和处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宁可过之而恐不及，这是缺乏政治修养和政治理性的表现。 当然，这不是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心态下，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局部秩序稳定的“事件”。事实上，这些年来，局部的涉稳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所有的局部涉稳事件，除了某些由敌对势力策划和煽动、发生在特定区域的之外，绝大多数都跟民生利益或当事者及其所代表群体的尊严相关。一些具体事由引发的利益冲突、情绪冲突，当事者的目的并非要瓦解现有秩序，而是要争取诉求的满足。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超越简单僵化的维稳思维，带着对老百姓的真挚感情去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事件”就能转化成“事情”，天下就不会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