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去年圣诞前夕的访谈记录，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先生围绕国内公共事件的频发与我们谈了很多。次日，浙江乐清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钱云会事件”。回过头看，赵鼎新先生的一些看法对围绕这一事件的种种风波颇具前瞻性与预言的味道：“一旦发生了突发性事件，如果媒体不报道，人们就听取网络上的传言；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上的传言有偏差，人们相信的是网络上的传言；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形成了一致，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媒体只不过在大众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报道了事件真相的沧海一粟。”赵鼎新先生的话或许会让很多人觉得不中听，但却值得深思。

　　1968年法国大学生掀起的五月风暴震惊了世界

　　近两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最后演化成全民瞩目的公共事件。现在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您看来，公众的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

　　赵鼎新：我认为，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加大政府的执政压力。网络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既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声张正义的渠道，也是谣言传播的温床。就像前几年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事件，网上流传着杨佳袭警是因为“曾被民警殴打，以致丧失生育能力”，虽然该流言现在可以被认定是一个谣言，但是当时许多人却宁愿相信这类谣言有着它的真实性，并据此对杨佳产生了很大的同情。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作是民主的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网络空间中的这种“非程序民主”并非像很多人宣称的那样具有很大的特殊性。美国的网络论坛也在轰轰烈烈地发展，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美国大众基本相信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或者说美国的媒体对百姓的认识和社会舆论有着很大的建构作用。美国的保守人士可能会不相信自由派媒体，自由人士可能会不相信保守媒体，但是很少有美国人会不相信整个美国的媒体，因此美国人不太容易相信网络上的流言，网络论坛的作用在美国也远没有在中国那么大。

　　客观上说，这两年，在中国，新闻媒体对社会抗争以及各类灾害性事件报道要比以前开放程度大了，但这并没有显著加深百姓对主流媒体的信任。中国的舆论仍受报道尺度所限，并且中国百姓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认定我们的媒体在重大新闻方面表达的是官方立场，因此，一旦发生了突发性事件，如果媒体不报道，人们就听取网络上的传言；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上的传言有偏差，人们相信的是网络上的传言；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形成了一致，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媒体只不过在大众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报道了事件真相的沧海一粟。网络因此就成了一些特殊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这才是当下中国公共舆论的特殊性所在。

　　事实上，对比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国主流媒体对不少社会事件的报道经常是更为深刻或者说更具有批判性。比如，美国主流媒体对贪污和人为灾害的报道往往流于就事论事，而中国媒体对同类事件的报道则会致力于挖掘深层社会矛盾，让读者看到这类事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认为报道所揭示的仅仅是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市受到飓风袭击后城市大半受到水淹，处于低地的穷人不得不向高地撤离，而一些高地住宅区的有钱住户却武装起来拒绝他人进入，并且对进入高地住宅区的人们进行了射杀，不少人因此死于非命。在美国，这一事件在数年后才逐渐有了报道，但却没有在网上引起广泛讨论。相反在中国，杭州的一起汽车撞人交通案就能在网上掀起一场持续的仇富热潮。试想，如果类似美国新奥尔良市集体射杀穷人的事件发生在汶川地震期间，网络上对富人和对某些制度的声讨肯定会一浪高过一浪。如果中国政府对此类事件的处理稍有迟缓的话，一场难以掌握的群体性事件都可能会被引发。为什么美国媒体对射杀穷人事件的反应会如此迟钝，为什么美国百姓对此类新闻报道的反应会如此木讷？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人民对他们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有着很大的认同，以及美国的主流媒体对社会舆论有着巨大的建构作用。

　　几年前的邓玉娇事件、杨佳事件，以及不少反强拆等公共事件都在往“以暴制暴”的方向发展，而这似乎也得到了社会舆论，包括很多学者的支持。您怎么看此种暴力文化在国内的泛滥？在这其中是否有过浓的民粹主义色彩？

　　赵鼎新：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被称之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但另一方面，比如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大家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多。首先，就像法国人的大革命传统一样，中国人也有敢于闹事的倾向。第二，“以暴制暴”的行为模式还源自公共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自己理直气壮而对现实不寄希望。在这种思维下，一些人自然就会“大义凛然”地走向极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也常常遵循这一思维模式，自己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置了业，日子过得也相当不错，但他们也宁愿相信，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少数人所垄断，自己似乎也应该归在改革中受损的一方。

　　但是，客观上，近些年以来中国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政府有着较强的执政能力。比如，我们很容易能对中国在汶川地震中表现的种种不足做出批评，但是我必须指出，与美国政府数年前处理新奥尔良市飓风灾害的表现相比，中国政府就像是一个模范政府。但是很多人是不会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