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在处理公共事件方面又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在这方面或许不太成熟？

　　赵鼎新：我会避免用成熟或不成熟这样的词汇来评价中国的公共事件。但是中国的公共事件的确有以下的几个特点。首先，国内的志愿性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公共事件大体都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有组织的，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和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就使得谣言在公共事件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我们可以说，决定中国公共事件发展的关键是感性而不是理性因素。

　　第二，在美国，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有反运动。这些反运动与社会运动相互钳制，因此，社会运动虽然很多，但是成效却往往有限。并且，美国社会运动和反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在争斗中不但相互钳制，而且互相了解对方的立场以及自己观点和力量的局限，从而增进了对政治的现实感。在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令抗争事件具有了某种似乎天然的合理性，集体抗争却没有反运动加以钳制，抗争的参加者因此不容易对政治取得现实感，其带头者也因为没有制衡而容易走向偏执甚至腐败。

　　第三，理性的社会组织力量的薄弱容易使社会矛盾朝着负面的方向发展。前几年发生的瓮安和石首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国内学者甚至给群体性事件起了“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这么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这一概念毫无必要，因为世界上任何形式的公共事件，其参加者中的大多数都与公共事件的起因没有什么直接利益关系。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实际想强调的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激烈。这概念的一个隐含逻辑就是，连旁观者都大量加入一个群体性事件了，可见社会矛盾之大。因此对政府官员还是很有吓唬作用的（搞不懂为什么有些官员也把这一概念挂在嘴上，好像是智商有问题）。我想指出的是，群体性事件频繁与否并不完全反映社会矛盾的大小，它也许更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的传统疏导方法（比如来信上访等等）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它同时还说明了，过度强调刚性维稳会压抑社会组织的自由发展，不应丧失将公共事件引向朝着改良型的、甚至是讨价还价型的、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方向发展的机会。骚乱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的破坏很大。由于骚乱没有建设性的目标，它不但对社会改良没有什么直接帮助，政府也很难从中吸取对症下药的教训。

　　第四，组织性差的公共事件会随着大众的要求和情绪发展，再加上政府获取民众认同感的主要来源是执政效率（绩效合法性），两者结合使得百姓对政府的期望不断增高，促进了民粹主义政治的发展。近年来民粹主义在中国逐渐生根。许多昨天的弱势群体正在变得强势，金钱几乎成了地方政府解决公共事件的唯一法宝。

　　欧美政府处理公共事件方面的原则和经验很简单，那就是，国家对社会抗争事件进行开放性疏导，并运用法律框架下的选择性镇压（注意：镇压不能简单理解为一味的血腥暴力）加以规范，使之朝着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方向发展。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组织有序的社会运动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破坏较小，对政体没有直接冲击。它既是社会的“安全阀”，又在一定条件下是社会改革与改良的动力。它是当代百姓的一种常见的政治参与方式。

　　原则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容易。首先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而国内法律偏偏在这一领域是缺乏权威的。同时，政府必须有胆量和能力对违法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反制，运用开放和法律两种手段进行“去极端化疏导”。问题是，这反制的有效与否完全取决于法律是否有严肃性，执行者是否有两手都硬的智慧，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是否有着开放社会、打击极端的共识。中国目前的情况却是，法律在政治领域不具严肃性，政治精英官僚 / 行政人员化倾向严重，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是政治上极其幼稚、经济上利欲熏心、学术上粗制滥造。当然，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着深层的结构原因。

　　中国现在的很多公共事件都与劳资矛盾有关，比如去年的富士康事件、本田事件。而八十多年前，欧美也有过社会问题多发期，当时的欧美各国是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

　　赵鼎新：比起二十世纪初的欧美，目前中国的劳资纠纷算不上频发。一个原则是，在面对社会纷争时，政府不应该出面管太多，但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总之，国家应当起的是协调作用，并用法律来规定包括罢工在内的劳资矛盾的表达和解决方法。国家不能加入到劳资双方纠纷的深渊中去，直接干涉只会使得劳资矛盾政治化。

　　事实上，西方每一个国家处理劳资纠纷的方法都有不同，其结果也不一样。比如，美国政府面对工人运动，同时采取了法律和镇压手段，集中打击美共势力和跨行业工会，但是对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的行业工会则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结社和罢工。其结果是美共和大工业工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逐渐衰退，使得美国工人运动直至今天仍然由行业工会主导。当然，西方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都是在走一步看一步的情况下，在许多结构条件的制约下形成的。随便讲讲不免会将其过度简单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欧美政府处理社会抗争的成功经验逃脱不了我在回答上一问题时所总结的那一个根本性原则。

　　与五至十年前相比，中国人对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不满似乎强烈了许多，这对公共事件的频发可能有推动作用。但平心而论，这些年无论从经济还是言论宽松角度上来说都比过去改善了不少，您怎么看待转型期的这种躁动？

　　赵鼎新：当前中国肯定是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试想，当这块蛋糕每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做大，每个人当然都想多分到一点，当人人都拥有了这样的预期，这就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张力。而在美国，蛋糕做大的速度很慢，百姓生活水准几十年没有显著变化，情绪当然就安定许多。我不知道怎么评价中国的民智，但是近年来国内百姓的权利和抗争意识的确有了显著提高。

　　权利意识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因特网和手机普及，以及一些有效的抗争手法逐渐广为人知。更重要的，这些新发展也是国家政治现实和近年来一系列国家政策的产物。首先，政府获取民众认同感的主要来源是执政效率，这样一来在百姓眼里，从政府那里拿到好处是理所当然的，而政府的“亲民”政绩只会提高人们的欲望，从而产生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