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政府目前在一些公共领域仍然进行了一定的控制，后果之一就是知识分子和民众部分失去了一个在政治参与中、在争论中、在讨价还价中逐渐获得政治现实感的机会。

　　中国的乌托邦革命传统又让不少国人想当然地以为政治就应该是干净的，就好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国人将美国的政治视为“干净的政治”，并希望以此为范本。我每次回国，到处可以听到抱怨，似乎国家快速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无数骗局和腐败。中国人现实感的缺乏和政治洁癖的情怀在这类抱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并不是说这些牢骚满腹的人有一天真的会做某些极端的事，但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却能成为群体性事件中“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一分子，在其中推波助澜。

　　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亲民政策并大大加强吏治。几年来，我在山西、陕西、宁夏、湖北、安徽、河南和福建等地走访了不少以前的穷乡僻壤，同时也接触了不少城市里的下层群体。我的总体感觉是，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在这几年中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如果我的观察接近于事实的话，按照一般想象，这几年应该是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但事实却是公共事件的频发。为什么？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政治现状的约束。在目前的政治现状之下，让社会力量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式的抗争，或是利益集团式的讨价还价都是不现实的，因此政府只能采取父爱主义的办法，用钱来解决问题，并通过政策给百姓好处。这种办法会产生以下后果。

　　首先，老百姓拿到好处后第一天不免兴高采烈，第二天觉得理所当然，第三天就提高了欲望。第二，一旦政府管起了某件事情，这事情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一旦政府做得不尽如人意，百姓就会要求政府负责。近年来，中国许多原本已经非政治化的经济和社会领域，重新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政治化；百姓对国家依赖加重。这倾向十分危险。第三，这种方法甚至会在百姓拿到好处的同时，增进对政府的失望。比如，在我去过的某一贫困地区，当地政府根据家庭收入给予百姓不同补贴，鼓励盖新房。该地的居住条件因此有了根本性改善，但许多百姓却表示失望。原因是，目前农村许多家庭都有青年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各家的收入邻里也许知根知底，但政府却没法客观评估，因此，那家觉得这家占了便宜，这家觉得那家占了便宜。不少人认为能与干部拉上关系才是得到补贴多少的关键，于是就产生了不公正感。政府做了好事，却同时给百姓带来了失望，把住房转化成了政治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亲民政策是当前国家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能够采取的唯一方法，并且确实给百姓带来不少好处。我想指出的只是这一政策带来的一系列非期然性后果。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现行体制的框架下为维稳做了很大努力。当前的吏治不可谓不严，但在老百姓眼里，当官的似乎都与贪官污吏脱不了干系。中国近年来也开放了主流媒体对灾害和公共事件的报道，但这并没有显著降低谣言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总体上说，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即，政府几乎采取了体制范围内可采取的一切措施，并在维稳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公共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尚缺乏将目前发生的公共事件纳入体制轨道的努力。这才是症结所在。

　　目前国内的知识精英普遍对政治的态度可能过于理想化了，在他们看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本之道就是加快民主进程。但是与您的思考不同，许多论述似乎倾向于将问题简单化，将复杂的政治操作等同于常识。您怎么看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政治话语讨论环境？

　　赵鼎新：我其实也一直在强调要加快民主改革进程，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不迷信民主。我认为民主体制必须辅以其他制度才能克服其弱点，使其发挥更好的绩效。我也知道民主体制和选举形式五花八门，不同的民主体制和不同的选举形式会对政治的质量、乃至人民的实际利益产生重大的影响。鉴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思考得太少，我因此就未雨绸缪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国内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在民主体制下长期深入地生活过，顶多是做一两年的访问学者，或者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校园学生生活。他们对民主的具体操作缺乏长期认真的观察，对民主的种种弊端也考虑较少。再加上他们身处中国，对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切肤之痛，因此就容易将问题简单化。比如国内有一个说法是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府具有公信力是因为这个政府是被百姓“驯化”的。这说法显然是出于缺乏对西方政治的了解。首先，因为力量的不对称性，没有一个类型的政府会被百姓全面“驯化”。但是国家的不同合法性基础的确会造成政府和民众的不同“驯化”方式。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一个被神化的领袖魅力时，该国家的政府能对百姓进行全面“驯化”，而百姓则完全没有能力“驯化”政府。意识形态合法性国家的政府能在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对百姓进行“驯化”，但是国家的意识形态逻辑却也会被百姓掌握用来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你讲道德，你的行为就得表现出道德）。执行合法性国家的政府对百姓可以压制，却很难“驯化”；相反，百姓却有理由对政府官员进行“公仆性驯化”（一旦我认为你没有在为我做主，我就有理由抗争要求你回家卖红薯）。法律-程序合法性（西方民主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国家的特点是政府和百姓同时能被法律和程序政治进行“驯化”。但是由于法律和程序都是政治精英所制定的，这类国家在具体操作时表现出的往往是百姓被法律和程序政治高度驯化，而政治精英则主要是被他们之间的制衡所约束。因此，成熟民主政府具有公信力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百姓驯化了政府，更重要的是政府驯化了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