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泄愤事件及群体心理

        社会泄愤事件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群体心理表明，如果不能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和有权威的法制社会，就有可能在在一定的场景下发生社会泄愤事件。

    五、威权体制下的刚性稳定

        但是，这些事件会不会在特定的形势下相互关联，以至形成全国范围性的态势？这是执政者比较担忧的问题。我认为在当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像贵州瓮安这样的社会泄愤事件发生了围攻政府的行为，但他们仍然没有政治诉求，其所涉及的问题是局部性的、就事论事的，这是针对当地强势群体的掠夺而做出的反应性行为。虽然引发这些事件的根源如社会分配不公、经济剥夺、司法不公、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且因偶然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定地域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但它在目前尚没有跨地区的传染性。从上面的案例看，虽然在全国一些地区发生了群体事件，并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它地区的民众也通过网络等媒介对其做出评价或进行舆论支持，但在大多数地方，社会是比较稳定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事件爆发的根源虽然是确定的，但它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在不同地方却未必有很强的共性。因而，它在其它地区不具备进行同样复制的能力。

        然而，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与威权体制密切相关的“刚性稳定”。这个所谓的“刚性稳定”是我杜撰出来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韧性和延展性，没有缓冲地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的紧张状况，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其“专政”地位，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十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使政治统治断裂和社会管治秩序失范。具体到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个“刚性稳定”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六、超越革命和民主宪政

        第一，中国进入了以工农大众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劳资冲突及农地冲突有可能成为其最主要形式。

        第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大众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

       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是否能实现大众联合，主要取决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2、大众联合的话语体系是否有效。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要进行联合行动，需要有适合他们进行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因为如何使这些底层群体能够认识到他们共同的处境是他们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前提。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反腐败”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动员话语。在过去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冲突之中，工人和农民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有“反腐败”这方面的内容。在某些工人和农民看来，他们今日生活困境的根源就是“腐败”，而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就需要团结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腐败分子”。在我对这些主张“反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时却发现，他们虽然对现行体制中充满腐败现象不满，可对未来社会并没有明确的预期，只是希望通过反腐败行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第三，中国要有效地防范社会大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具体来说：

       1、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制度。地方政治自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县级领导干部回避制是当前中国重要的人事组织制度。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政治首长对辖区的身份认同是十分重要的，而异地为官制度恰恰做不到这一点。当然，如果要改变这一制度，势必限制了现存的上级政治部门对地方政治的调配空间。但因此通过改变县级政治生态所获得的政治收获则是十分巨大的。

       2、从县级间接选举向公开直接选举发展，构建真正的基层民主自治体制。自治制度并不一定是民主制，而民主制一定是以自治为基础的。就是说，民主制度与选举制度是分不开的。县政民主自治也就要开放民选县级领导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分为两部走。其一，按照现行体制，真正按民主的原则来进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并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专职化，再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县行政长官。其二，经过五到十年，通过修改宪法，过渡到直接由全县选民直接选举县行政长官。

       3、重新确立县级政权和县级领导人的政治定位，建立真正的责任政府。建立县域政治的关键是建立政治授权程序，使县政领导获得实在的政治授权，同时让他们负起刚性的政治责任。建立了刚性的政治授权程序，县域政治才可能常态化、职业化。建立了县域政治，县政领导职务才会变成一个受人尊重、创造成就感、值得长期担任的工作，才会吸引对本县人民有承担的地方政治精英。建立了县域政治中刚性的政治负责制度，使在县域政治中决策和行政失当的县政领导必须付出个人的代价，无法托庇于干部流动，县政府才会建立公信力，才有可能成为既对本县人民负责又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地方政府。

       4、要进行司法改革，构建司法制衡制度。目前中国司法存在的“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司法权力地方化”都在县级政治中有所表现。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我认为，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司法制衡，以妥善处理中央政治的统一性与地方政治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司法制衡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把司法审判权从地方收归中央，由中央实行垂直管理。显而易见，建立县域司法制衡的关键就是让县法院和县检察院的人、物、事脱离县政权的控制，在人事、财政、业务三方面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县政领导负责。为了防止县法院和县检察院与县级政权建立不合法的关系，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司法人员的流动回避制。另外，还必须改革目前的政法委系统。政法委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司法的领导机构，其设置和工作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法治国家的要求。要实行地方的民主自治，就得排除地方政法委对地方司法的影响和干预。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考虑中央政法委和省级政法委保留作为执政党的研究智囊机构，地市和县的政法委取消。

       第四，要防止底层大众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不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基础性条件，但目前的工农大众与精英集团的冲突是否会导致一场社会运动甚至社会革命，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主要取决如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1、最高执政者的“仁政”能否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胡温的亲民新政获得了底层大众的认同和称赞，但并没有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真正认同。特别是那些依靠权力而发家致富的人更是如此。只是由于胡温所采用的温和策略及目前的政治经济状况使他们暂时没有发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造成执政集团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在已往及现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中央的权威正逐渐被地方党政的自利主张所消解。而且，国家的工作人员所追求的个人目标也在许多方面与国家目标发生着各种形式的冲突。这表明，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如果没有多元化的政治秩序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2、执政者如何对待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目前工农的维权抗争活动是作为一种政治压力而存在的。但是，任何压力都是有限度的，如果突破这种限度就会使现存的统治秩序失去平衡。特别是随着工农维权活动的不断强化，而如果不能将其纳入社会法制轨道，就有可能发生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事件，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样，就有可能使执政集团中现在仍同情工农的温和派发生转变而与强硬派进行联合；也有可能导致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彻底决裂。无论是那种结果，都会将工农的维权抗争转变为国家政治层面的行动。

       3、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的冲击无法用现存的意识形态予以修复。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目前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被统治者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这一诉求也越来越缺乏了合法性。但是这并不是说，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没有革命的冲动，只是他们也认识到了革命成功的不可能性及已有革命历史留下惨痛结局。因此，虽然我们不能预测到是否在一定的地区或群体中仍然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有组织的反体制行动，但执政者革命时期所保留下来的意识形态会成为工农维权抗争的政治遗产。而且，这种政治遗产对于成为了执政党的共产党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沉重的历史负担也可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将其视为一种历史负担，我们就会看到，革命年代的政治承诺与发展主义价值观及现行的政策性选择之间存在着冲突，而为了保持自己历史道统及其合法性，执政党在大力提升资本家的政治地位的同时，还不得不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此类口号，在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却因无法解决亿万工农的基本生活而导致社会稳定基础动摇。然而，如果将那些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政治遗产视为执政党的财富，又可以获得工农大众对其合法性的广泛认同，并为全面扼制正在强化的排斥性体制提供力量。当然，这需要执政者表现出真正的政治智慧和勇气，重构工农“解放”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无论共产党是否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同盟军”此类主张，是否宣称如何代表他们的利益，它都应该通过建立必要的社会制度，并让工农成立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以此来保卫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来维护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来促进全社会各阶层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