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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层政法综治维稳队伍建设的思考
2012-04-24
去年9月,省委、市委先后分别下发了鄂发[2009]12号、荆发[2009]8号(以下简称“两个文件”)等文件,要求在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增设一名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兼任综治办主任,专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从组织建设上进一步加强对基层政法综治维稳工作的领导。为切实掌握这批分管副书记近一年来履职和全市基层政法综治维稳队伍建设的基本情况,在面上普遍摸底的基础上,7月上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张小平同志带领机关工作人员,走访察看了荆州、公安和洪湖三个县市区6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与21个乡镇、街道及社区从事基层综治维稳工作的同志进行了座谈,并听取了上述县市区和乡镇、街道负责人的情况介绍。通过调查,对目前全市基层综治维稳队伍的现状有了初步了解,就相关问题作了一些探索和思考。现将有关情况和调研组的意见建议报告如下:
自去年省、市两个文件下发后,各县市区按照文件中对综治维稳基层组织建设的要求,及时召开了党委常委会,制定了本级抓贯彻的具体措施,在落实省、市两级文件精神上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1.组织机构全面落实。截止去年底,全市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综治维稳和平安创建工作网络,乡镇、街道全部建立健全了综治委和增设了综治办,主任由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副书记分别担任。目前,全市乡镇、街道综治办都落实了专职副主任,共计99人(其中34人为副科级),占应配数的78.6%;落实专职工作人员124人,占应配数的49.2%。全市2819个村(社区),已全部落实了由“两委”班了成员担任的治调主任,其中专职主任787人,占总数的27.9%。
2.责任体系基本健全。各县市区综治委均对乡镇街道综治工作建立了一套科学、严密的考核办法和考评细则,每年对所辖乡镇、街道进行分类评估,建立了经常性考核机制,实现了对乡镇街道的综合考评排名和通报。乡镇、街道以落实领导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一票否决权制和黄牌警告制为核心,结合基层实际不断发展完善基层综治责任体系,有效推动工作落实。坚持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把责任书签订到村(社区)、组,到单位、科室。加强经常性的检查考评与情况通报,认真实行奖惩。公安县去年对综治工作优胜的乡镇、街道单位和个人分别给予2万元和1000元的重奖。
3.工作经费基本到位。县市区综治维稳工作经费按辖区总人口人均1.5元的标准纳入财政预算,2009年度全市区落实综治工作经费和平安建设经费848万元,其中乡镇、街道综治工作经费达477.6万元,村、社区综治工作经费达242万元;同时,从农村“以钱养事”的人均15元经费中,按人均2元的标准调剂用于乡镇、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建设。部分乡镇、街道综治专干比照信访或计生干部标准落实了60-100元不等的工作补贴。洪湖市还将综治工作经费统一归口到市委政法委管理,实行报帐制,确保了专款专用。
4.队伍素质有所提高。各级党委、政府通过举办培训班、外出参观考察、开展调研活动和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切实加强了对乡镇街道综治维稳干部的培训工作,较好地解决了想干不会干的问题,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特别是对于荆州市今年上半年组织的乡镇、街道分管副书记培训班,基层同志们都表示感触颇深,认为非常及时必要,受益非浅。在座谈中,很多基层的领导包括在社区一线的同志对政法三项重点工作内容比较清楚,有的乡镇领导谈起综治维稳工作头头是道,对本辖区的人口数据、治安案例等如数家珍,体现出较高的业务素质。
二、当前基层综治维稳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两个文件的下发,虽然对基层综治维稳队伍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领导力度和规范化建设上有了明显提升,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大量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给基层干部工作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的手段以及体制机制的运行等,都带来巨大的冲击。主要表现在:
一是综治维稳专职副书记“专而不专”,“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现象十分突出。按基层党委、政府职数设置,乡镇、街道班子成员一般在9人左右,要承担着与县一级政府相对应的高达几十项甚至上百项的工作,副书记只分管某项工作在基层难以落实。据调查,全市所有的乡镇、街道,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只负责抓政法综治维稳信访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身兼两职的有75人,占总数的59%;身兼两职以上的49人,占总数的41%。还有的专职副书记虽然只身兼2-3职,但是分管工作达十几项,而且相当一部分都是乡镇的中心工作。统计表明,全市乡镇、街道专职副书记兼任或分管工作,大到工业、农业,小到统计、老干,覆盖到乡镇、街道基层工作的各个角落,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有的甚至是“万金油”,党委、政府临时安排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有相当一部分精力都不同程度用在综治维稳以外的工作上,“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现象十分突出。
二是综治维稳专门工作人员“难以为继”,“少帅老将胡子兵”的现象十分突出。由于受公务员逢进必考制度的限制,近十年来,乡镇干部进出渠道狭窄,综治维稳专门人员后继乏人,依然是以那些年龄在50岁左右的老同志或改任非领导职务的老领导为主体。全市综治办副主任中40岁以下的21人,仅占总数的17%;50岁以上的58人,占总数的46%。全市124名专职工作人员,平均年龄都在48岁以上,呈现出年龄偏大,精力不济的问题,老龄化程度严重,普遍存在“少帅老将胡子兵”的现状。同时,由于综治专干压力大、事情多,相当一部分乡镇干部不愿从事这项工作,所谓的综治“专干”大都借调一些不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大学生村官使用,年龄普遍偏小,参加工作和踏入社会均未超过两三年,社会阅历较浅,工作难以独挡一面,也没有正式编制,属于临时借用人员。总的来说,基层政法综治队伍选配上难以为继,结构上青黄不接,趋于断层。
三是综治维稳工作“责大权小”,“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十分突出。乡镇、街道副书记按职级属于当前干部体制中最低的一级,仅为副科级,而综治办副主任在常态下没有任何职级,加之综治维稳工作性质不涉及到公职人员的人、财、物等切身利益,呈现出“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的现象,权责严重不对等。在处理大多数的矛盾纠纷和维稳事项中,按照综治工作属地管理原则,大量远高于乡镇、街道行政权力的具体事务需要由他们来协调、处理,因此造成了“小马拉大车”的现象频现,工作起来力不从心,对群众反映的很多困难爱莫能助,对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隐患处理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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