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周刊2012年第46期

　　万科[WanKe]对低收入微型住房的尝试，与荣丰[RongFeng]2008截然不同。不管是租还是卖，小房子可以解决很多功能性的问题，但它最终还是绕不过一些社会符号。

　　我要吃饭，我要洗澡，我要睡觉。

　　OK。

　　还要家庭，舒适性和更多隐私？

　　No…t yet。

　　想象一下，一个[YiGe]18平方米的房子，面积只比商场停车位稍大一点，你的床头可能顶着卫生间的玻璃，伸一下手臂，至多再迈上一大步，就几乎可以够得到屋里所有的物件—你当然也摆不下太多物件。

　　这样的房子盛不下什么人生计划—即便是些很寻常的计划，比如结婚，生子，或者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YiGe]家。

　　在北京，有人为如此窘迫的生活付出的成本[ChengBen]是70万元人民币。

　　这是荣丰[RongFeng]2008小区[XiaoQu]里最小户型的新成交价，它的使用面积只有13平方米，却是这个[ZheGe]小区[XiaoQu]里最抢手的户型。有人想过把它当成一个[YiGe]真正的家，继而发觉类似的想法很幼稚。

　　“这就是一个[YiGe]投资型的小区[XiaoQu]。”一位在此做了6年中介的人士总结说，“在这个[ZheGe]小区[XiaoQu]买房的人，一般都是住个两三年就搬走了。”行情好时，他的同事一个[YiGe]月卖了10多套，他自己也卖了7套。这个[ZheGe]小区[XiaoQu]在北京西城区广安门外，较好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不少炒房客。

　　也有自住的。一个[YiGe]客户买了房刚装修好，甚至连灯还没来得及安，又决定把它卖掉，“因为老婆突然怀孕了，他觉得这房子还是太小了。”

　　即便是用来当做婚房，看起来也并非体面。2008年，在金融街(5.98,0.04,0.67%)工作的罗玲和男友就近在这里买了一套35平方米的Loft，打算在这里结婚，他们[TaMen]重新粉刷了房间，还跑去宜家买了些喜欢的家具。

　　但住进来之后，罗玲发现生活变得无法忍受。小区[XiaoQu]的空地上肆意堆起了垃圾山，蟑螂成灾。她甚至不敢在一楼呆着，怕蟑螂突然窜出来，而二楼更让她苦恼，因为楼上时常漏水。更糟糕的是房子不隔音，私生活成了一件尴尬的事。罗玲不怎么看电视，但热门剧她一部都没落下，那时有部片子叫《李小龙传奇》，她第二天还能和同事们讨论剧情。就连隔壁养的金毛犬的味道，也成了罗玲家气味的一部分—因为这个[ZheGe]小房子只有一面窗户，并不通风，大家都喜欢把门开着，气味也顺便飘了过来。

　　“这真是一个[YiGe]闻者伤心，见者流泪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生活没给罗玲留下任何好感。她在2010年卖掉了房子，新主人也刚毕业不久，和罗玲一样在金融行业工作—荣丰[RongFeng]2008是北京金融街周边最便宜的小区[XiaoQu]。

　　荣丰[RongFeng]地产在2002年时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YiGe]巨大的市场。当时的荣丰[RongFeng]地产董事长王征对媒体说：“我们曾经认真研究过市场，根据市场学原则，低消费群是最大的消费者。”他现在为荣丰[RongFeng]控股(000668,股吧)(7.60,0.02,0.26%)集团董事长。2000年代初期，中国的人才流动刚变得比较自由，不过，在报纸及网站上刊登招聘启事的公司当中，仍有部分要求提供户口信息。

　　王征口中的“都市飘族”成为了一个[YiGe]新的社会现象。这些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市中心上班，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工作时间长，大部分来自外地，在北京没有根基。王征统计了一下，这样的人当时大约占北京市区总人数近一半，他们[TaMen]买不起大面积大总价的房子，但思想前卫，对生活品质又有一定要求。

　　荣丰[RongFeng]想把小房子卖给他们[TaMen]。它打造了荣丰[RongFeng]2008楼盘—它有另一个[YiGe]有趣的名字叫做“非常男女”—在各种渠道刊登广告，做产品宣讲。而这种创新户型也挑起了媒体、消费者和地产业界的兴趣。

　　如果仅从商业投资回报而论，荣丰[RongFeng]2008是极为成功的。这个[ZheGe]小区[XiaoQu]总共有17栋楼，6000多户，全部为超小户型，破了当年北京的商品房销售纪录—2002年11月的《北京日报》称，荣丰[RongFeng]近10万平方米的销售面积，在发售5个月内销售达到95%。荣丰[RongFeng]2008被评为“中国30大名盘”，王征也一战成名，跻身地产新锐人士之列。

　　但这个[ZheGe]小区[XiaoQu]在入住后不久就暴露了很多问题。

　　人们发现，这个[ZheGe]明星楼盘并不具备明星品质。限于当时的设计能力和成本[ChengBen]问题，楼盘在销售之后出现了种种问题，甚至有十多名业主联名将公司告上法庭，他们[TaMen]的理由是，户型被开发商修改得过于密集，精装变毛坯，平层面积变Loft，原来承诺的一些公共设施也未兑现。更夸张的一条消息来自《京华时报[微博]》，由于部分楼板没有使用常规的建筑用预制板，居然用脚一跺就会碎裂。

　　更多的不舒适感则来自社区环境。居民们抱怨小区[XiaoQu]人太多环境差，楼道里走廊两侧都是密密麻麻的门，它们一扇紧挨着一扇，丝毫没有美感；而那个局促的、未经开发商具体规划的10多平方米的空间，也不能满足更多的需求。一些业主遂以拒交物业费来表达心中的不满。物业也有苦难言—很多问题与开发商的设计理念相关，繁杂的人员状况也让物业在管理和清洁时力不从心。

　　北京广安门外区域的房子已经卖到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荣丰[RongFeng]的定位和环境让它只能卖到一半的价格，优点则是出租和再销售都相对容易。这里的二手房交易旺盛，有的房子甚至换了四五任房主。面对前来买房的人，中介找不到什么适宜居住的词汇，只好这样安慰对方：来北京的年轻人总要找个栖息之所，买了它至少你不会亏。

　　一个[YiGe]低性价比的交易循环便得以延续下去。

　　但生产这种小房子并不是一个[YiGe]可持续的模式—荣丰[RongFeng]地产着实在2002年前后火了一阵，现在它已变得籍籍无名。

　　没有什么消费比房子更能影响人的生活本身了。当它触及到低收入人群这一敏感的社会群体时，就产生了一个[YiGe]疑问：一个[YiGe]公司要在多大程度上为它产品的消费体验负责？

　　2012年，微型住宅[ZhuZhai]又被提起。

　　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万科[WanKe]，打算将实验室里的15平方米微型住宅[ZhuZhai]推向市场。总裁郁亮去年在多个场合表露了这个[ZheGe]计划，这引起了《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等许多媒体的关注。

　　不同于普通住宅[ZhuZhai]，这种微小户型将更具技术性，在极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室内设计、智能科技和可变家具等元素，并试图结合社区公共配套和物业服务，实现舒适、时尚、便捷的居住感受。

　　万科[WanKe]建筑研究中心的一位人士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从2009年开始，万科[WanKe]在建筑物理实验室里前前后后研发了三个版本。”他们[TaMen]参考了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微小公寓。在搭建第三代产品的样板间时，还采用了万科[WanKe]工业化住宅[ZhuZhai]技术。比如，卫生间采用装配式的施工组织方式，几乎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工厂预制好，现场只需要进行安装工作。这将有助于住宅[ZhuZhai]的工业化大批量复制生产。

　　这源于万科[WanKe]董事长王石对住宅[ZhuZhai]市场趋势的一些思考—房价越来越贵，小户型将会成为未来的主流。万科[WanKe]产品的一个[YiGe]很简单的逻辑便是：如果房屋均价无法变得更低，那么就试着将总价拉低，让更多人能够买得起房。万科[WanKe]从2001年也陆续推出了一些小户型产品，比如“蚂蚁工房”、“Loft单身公寓”等。

　　其他地产公司也曾做过类似的试验，比如龙湖，曾在2010年推出了重庆U城，主打20平方米的小户型住宅[ZhuZhai]。龙湖集团精装中心总监吴钊海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几乎每个关键细节他们[TaMen]都讨论了不下15次—卫生间、厨房、卧室的设计，材料、空间的利用，甚至家具、灶台与地面的高度，他们[TaMen]都反复讨论过。

　　通过技术让极小住宅[ZhuZhai]变得更人性化、更舒适是可以实现的，关键在于，你要为它付出多少成本[ChengBen]，以及它是否能够带来相应收益。万科[WanKe]万创设计管理中心研发总监钱源说：说到底，它还是一个[YiGe]人文问题、市场问题。

　　郁亮坦言，“小房子”其实很难做，建造成本[ChengBen]相对来说要高许多，溢价空间又很小。万科[WanKe]即使精打细算，包括硬软装在内的每平方米成本[ChengBen]也需要550元和1000元。而如果完全不计成本[ChengBen]，纯粹以舒适度和科技含量为考量，极具概念性和超前性的15平方米极小住宅[ZhuZhai]，含软装在内的建造成本[ChengBen]超过了100万。

　　问题是，有谁愿意花100万买一间仅有15平方米的小房子呢？

　　在广州市西郊金沙洲广佛高速边，矗立着一座奇怪的建筑物，它只有6层高，外观像一个[YiGe]闭合的圆环—这让它的每个房间都能见到光。

　　它叫万汇楼，是万科[WanKe]针对低收入人群微型房市场的另一个[YiGe]实验。

　　这是一个[YiGe]以租为主的项目，2008年9月正式推出，有近300套居住单元，最多可容纳1800人居住，房间面积在30平方米到50平方米之间，租金大概每个月在400元到600元之间—低于周边市场租赁价格。

　　外界把万汇楼称作廉租房，但它的主导者并非政府。

　　万科[WanKe]在自己招拍挂获取的土地上，投资4600万元打造了这个[ZheGe]项目。在它推出之前的三年内，王石在内部发起了两次海螺行动，并与英国的公益组织联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如何给房子带来更多人文感觉。2004年，他们[TaMen]曾去参观了英国北部一个[YiGe]名叫Port Sunlight的小区[XiaoQu]。这是100多年前的一位肥皂厂商兴建的，800栋住宅[ZhuZhai]里曾居住着他的3400位工人，整个社区按照轴线规划，住宅[ZhuZhai]围绕着轴线上的公共建设和教堂，大片方形的绿地围绕着住宅[ZhuZhai]，人车分行。

　　这样的工厂小镇在那个时期颇受关注，一些企业主想为工人带来更人文的生活，甚至是改造人性，这里是一个[YiGe]闭合的社会体，但在价值观上也备受争议。反乌托邦的英国作家奥威尔便从中获取了灵感。

　　眼下，万科[WanKe]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福利与公益事业里。

　　由于这个[ZheGe]项目是王石拍板要做的，因此开始是由集团董办来推动，请了一家叫做城市实践的香港设计团队来负责。窗花和地板砖都是专门定制的，而外墙则采用了预制技术。

　　作为这个[ZheGe]“保障性住房”的实际控制人，万科[WanKe]制定了一系列规则—让人们像生活在公社里一样，自愿合作，和谐共处—这多少泛着罗伯特·欧文的新和谐村式的光芒。

　　要想进入这样一个[YiGe]“公社”，需要通过审核。

　　由于租金便宜，想要进入万汇楼的人很多。管理万汇楼的是一个[YiGe]叫做管理处的机构，一共有6个人，其中只有一个[YiGe]人是万科[WanKe]物业专职员工，其余5个人则是来自万科[WanKe]的志愿者。

　　万科[WanKe]给万汇楼规定的入住条件是：年收入不得高于3万元人民币，在本地没房、没车，比政府的保障房更宽松的一点是：租户可以是外地人。

　　人们可以通过网上或实地向万科[WanKe]申请住房，当有人离开时，万科[WanKe]就通知排队的人来填表。目前，堆在万科[WanKe]管理处的申请表足有6厘米厚。申请者填过表格之后，还要经过万科[WanKe]的面试，如果管理处感觉情况跟表上不符，就不会接纳，也曾有人因为被发现有车，而被劝退了。因为住的人少，管理处跟居民都认识，也会在聊天时互相了解收入状况。

　　万汇楼里甚至还有一种被称为“邻里守望”的管理机制，让住户自治。楼里大大小小的决议实施的是“民主集中制”。“听证会”和民主决议在QQ群“万汇情缘”里解决。差不多所有的集体大事都是在这里讨论通过的。实际负责召集讨论和定调的，最终还是管理处。

　　曾志是万汇楼经营中心经理雷发平手下的5名志愿者之一。他最初是广州万科[WanKe]物业的员工，在2008年，他报名成为万汇楼的管理志愿者之一。他和他的妻子也租住在这里。

　　曾志和另几位管理者，每个月组织一次公益活动，每周则组织居民进行一次公共扫除。他们[TaMen]还根据各户的卫生指标给每个租户打分。

　　居住在这里的人可以通过参加公共服务项目来减免租金，比如保安巡楼和保洁服务之类的。

　　为了营造社区和居住者的幸福感，万科[WanKe]设计了很多公共娱乐区域。万汇楼的两侧有篮球场，在中庭下面，有一个[YiGe]巨大的地下室，里面有乒乓球台、电脑室和社区书库。此外，围楼的形状，也远比城市中流行的大型外廊式集合住宅[ZhuZhai]建筑更容易形成一个[YiGe]内向交流的空间。这里有公共会客厅，甚至还有练琴房。管理处还贴上了标语：“筑就一个[YiGe]美好的开始”，“暂栖万汇楼且待冲天时”，“梦开始的地方”。

　　从外界来看，这栋楼像是一个[YiGe]独立存在的世界。它原本只设置了一个[YiGe]出口，直到两年前，王石来视察后，觉得过于封闭，才把出口增至4个，但进出仍要打卡。

　　万科[WanKe]最初是想把这样的房提供给农民工住的。

　　从设计之初，它便被确定为一个[YiGe]纯粹的低收入住宅[ZhuZhai]，是任何进入城市的劳动力都能够付得起租金的居所。万科[WanKe]万创设计管理中心研发总监钱源说，这是第一原则。钱源参加了其中一次海螺行动。

　　但令这家公司和它的设计伙伴感到尴尬的是，农民工们并不买账—他们[TaMen]宁愿花相同的钱住城中村里更大的房—尽管那里条件恶劣，但一套两居室可以住上8个人，万汇楼规定一套房子最多只能住6个人，而且不“鼓励”情侣和夫妻之外的人士合租。

　　万汇楼反倒吸引来了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收入尚低的公司人。山东人焦丽如住在4楼。她大学毕业后在广州白云区一家公司工作，先后住过几处“握手楼”—楼间距只容过一两个人，房间里不见阳光。有一天她从志愿者的QQ群里得知万汇楼招募租户的消息之后，便跑来看楼。最终她成为了第二个入住万汇楼的租户。

　　万科[WanKe]给了万汇楼三年的实验期，王石一直想把它做成一个[YiGe]可以广泛复制的项目。

　　万科[WanKe]一位内部人士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要研究清楚，起码要一两年，现在大家都没想清楚。实验的意义，就是要得到经验，或是教训。”

　　万汇楼在运营过程中还是陆续遇到了许多现实问题。

　　成本[ChengBen]和投入是其中最大的一项。比较广州另外两种运行成熟的廉租房—城中村内的农民房和工业园区中的配套宿舍—无论哪一种，其土地成本[ChengBen]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万科[WanKe]要拉低万汇楼的土地成本[ChengBen]，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利用城市的边角地块。

　　“我们反对以高标准试验建筑的方式建设低收入住宅[ZhuZhai]，然后通过政府大量补贴的形式去拉低成本[ChengBen]，这显然不是可持续的和有普遍意义的做法。”钱源说。

　　在广州的城中村里，全框架的楼房建造，6层左右的高度，每平方米的建安成本[ChengBen]可以控制在700元之内。而万汇楼要保证高品质又不能将成本[ChengBen]拉得太高。在经过反复计算之后，万汇楼每平方米的建安成本[ChengBen]差不多是800元左右。

　　这直接引发了土楼设计师与工程组之间的矛盾。设计师认为房子应该具有人文关怀，想让项目变得更加国际化；而工程组则强调成本[ChengBen]与实用性。比如，设计师认为，万汇楼应该主推两室一厅的房型，让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带着孩子在广州安家，但工程组却主张做成一室一厅，他们[TaMen]发现大多数务工人员的孩子不在身边，最大原因是无法进入广州学校就读以及广州的高额学费—这样的社会问题并非一个[YiGe]“两室一厅”可以解决。两者争执不下，便把这样的问题交给目标消费人群决定。可是，当设计师将调查表中60%的人倾向的两室一厅做成样板间呈现出来之后，这群人却反戈了—他们[TaMen]没想到30平方米的面积做成两室一厅是如此局促。

　　投入建造资金也几经周折。一开始万科[WanKe]就把它当成了一个[YiGe]公益性的实验项目来操作，并未规定盈利指标，但也让它的资金投入变得十分有限。最终董事会从万科[WanKe]的企业公民基金里拨出了1500万元建造万汇楼。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笔钱远远不够，其中的差额又由广州万科[WanKe]拨款补足。

　　按照市场行情，每套套内面积在30平方米到4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租金可以定在600元/月。而万科[WanKe]为了把人群从城中村—那里的地理位置往往具有优势—吸引过来，还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调整。这意味着投资回报周期也得因此而延长。

　　更现实的问题则是万汇楼与周边居民区的矛盾—没有人愿意与“贫民”做邻居。万汇楼的存在，甚至影响了万科[WanKe]其他正常的商业项目。

　　兴建万汇楼的消息一传出，与万汇楼一墙之隔的万科[WanKe]四季花城小区[XiaoQu]就有人跳出来反对。

　　此时这个[ZheGe]小区[XiaoQu]已经建到第八期。听说附近会出现一个[YiGe]“贫民窟”，而且可能跟他们[TaMen]共享小区[XiaoQu]里的公共设施，一些人炸了。同样的地块，四季花城卖到了9000元/平方米。一平方米的售价抵得上万汇楼一套房两年的租金。

　　类似的抗议在深圳也发生过。按照王石的设想，万汇楼最初的选址是深圳的万科[WanKe]第五园。那是万科[WanKe]的代表作之一，是深圳最为成熟的中式小区[XiaoQu]，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万汇楼被安排在这个[ZheGe]小区[XiaoQu]的黄金地段，一入门便能看到。有一天，王石在公开场合无意透露了这个[ZheGe]消息。结果，第五园业主发起了大量投诉。迫于压力，万科[WanKe]只能另觅他处。

　　在万汇楼建好之后，反对之声犹存。有一群四季花城的业主甚至还给王石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们[TaMen]要求将两个项目隔离开来。一名业主在信中说：“我们并不是出于阶层的歧视，而是考虑到自身合法权益和小区[XiaoQu]整体安全。”

　　他们[TaMen]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从一个[YiGe]社区的完整性上来看，万汇城在此中的角色是突兀的，也可能会使其他社区物业价值降低，这意味着个人财产的缩水。而从更多的历史经验来判断，低收入者聚集地治安状况都不理想，人员构成通常较为复杂，素质也良莠不齐。四季花城的业主声称自从小区[XiaoQu]向万汇楼租户开放以来，失窃率就开始上升。

　　对于这样的指责，万汇楼的租户们也予以强烈回击。在反驳的帖子里，他们[TaMen]甚至动用了英文，表明自身素质并不像对方想的那般。他们[TaMen]认为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穷人与富人的差距，而是穷人和稍富一点的人之间的差距，“既然如此，相煎何太急”。焦丽如说，万汇楼的租户虽然收入并不算高，但在别的方面上和一般城市居民并无差异，“只不过暂栖万汇楼，且待冲天时”。

　　但双方的口水仗最终还是以四季花城的胜利告终。

　　现在，两个本来在同一个[YiGe]地块上盖起的建筑物，中间垒起了一堵围墙。不仅如此，万汇楼的租户再也无法进入四季花城享用小区[XiaoQu]里的银行、泳池、酒吧和商铺。如果要买东西，他们[TaMen]必须走上两三公里到大沙村去买。

　　万科[WanKe]发现，无论是目标客户群的锁定、租金制定、商铺招租还是“自治”的低成本[ChengBen]运行，每一个[YiGe]子课题分拆开来，都是一个[YiGe]社会话题，并且涉及公平—而这一切，已经超出了一个[YiGe]商业公司的效率和职责。

　　在万科[WanKe]内部，即使这个[ZheGe]项目的最大支持者王石也承认，这种耗时费力的社会调查的确并非万科[WanKe]的强项。

　　有一段时间，王石希望通过借助政府的力量来解决这样的难题。但是，出于对租户户籍、交通以及工作等问题的综合考虑，广州最终没有将万汇楼纳入政府工程之中。

　　2009年，他差点成功了。他在一个[YiGe]发布会上透露，万科[WanKe]将与上海市的两个区政府合作，在上海复制万汇楼。合作的模式是，政府出地，万科[WanKe]出钱，银行贴息贷款。但这事后来还是没有了下文。

　　王石后来解释说，万汇楼无论是定位还是租金水平，都区别于政府为城市低收入居民提供长久居住方案的公建项目。相较之下，万汇楼更关注城市中没房没车低收入的外来人口，并为其提供探索性质的暂时性居住解决方案。

　　这样的结果颇让王石失望。一度，王石希望万汇楼能够在全国各个城市复制—如果说金沙洲的万汇楼是1号楼的话，那么他希望能够一直盖到100号。

　　王石一共来这里看过三次，其中一次没打招呼就来了，但每次都没说什么。

　　在万科[WanKe]内部，关于万汇楼，始终没有任何结论性的话语出现。尽管在2011年7月，万汇楼三年实验期结束之时，广州万科[WanKe]曾经做过一个[YiGe]相关的纪念册子。但这本册子里仍然找不到任何结论性的语句。原先复制万汇楼100号的雄心壮志也烟消云散。

　　一位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的万科[WanKe]一线公司管理人员称，这很容易理解。在万汇楼的建造成本[ChengBen]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广州万科[WanKe]支付；而此后每年不菲的管理运营费用也由广州万科[WanKe]支付。一旦项目进入了维修期，其维修成本[ChengBen]便会成倍增加。不仅如此，万汇楼的存在显然会引发附近销售项目潜在买家的担忧—在市场萧条的当下，这不是什么好事。在业绩考核严格的万科[WanKe]集团，这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没有人愿意将利润拿出来做这事。

　　这位管理人员不得不承认，万汇楼从投资角度来看也许是一个[YiGe]失败的案例。尽管它为小房子找到了一个[YiGe]租赁的模式，却不能获得理想的商业回报—至少要57年才能收回它的投资成本[ChengBen]。

　　它的难以普及或许与它非商业化的本质相关。2009年，万汇楼建筑模型在纽约展出时，《纽约时报》评价它“像一些早期共产主义时期的住房项目”。

　　与荣丰[RongFeng]2008小区[XiaoQu]里糟糕的社区体验相比，万汇楼的不少租户在这里找到了类似家的感觉。但如果从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来衡量，这种生活仍然是艰难的。

　　许多住在万汇楼里的人都坚信自己会离开，在广州买房，并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33岁的王世国在万汇楼只住了不到一年。他大学毕业后便从山东来到广东，先在江门、东莞一带漂。他做过搬运工、电工，后来成为了广州一家净水设备销售公司的业务员，负责金沙洲区域的业务。2008年年底，他成为万汇楼的第一批租户，并在此期间自己琢磨做净水设备销售的生意。一年之后，他还是倾其所有以9000多元每平方米的均价买了隔壁四季花城中一套115平方米的商品房。随后，在那里结婚生子。

　　曾经的口水仗固然是王世国提速买房的原因之一。当时万汇楼的许多人在围墙砌起之后在论坛上互相打气，他们[TaMen]开玩笑说，“总有一天要跳到隔壁去”。他们[TaMen]相信，如果说万汇楼和四季花城宛如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么弱势一方要想获得自我认同，只能努力让自己在未来站到强势一方。在万汇楼模型陈列室的一块黑板上，写满了离开者的离别赠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早日买房。

　　荣丰[RongFeng]2008与万汇楼里的小房子，都让曾经的低收入者摆脱了城中村式的恶劣生活。有趣的是它们背后两种对立的哲学观：一种是无约束状态下用物权来衡量身份的极限状态；另一种则营造了近似于乌托邦式的公社精神—但就连幸福感也贴着集体所有制的标签。

　　你现在很难在荣丰[RongFeng]2008里找到最老的那批住户了。曾在这里居住的人虽然不喜欢这段经历，但也通过卖掉它而小赚了一笔。他们[TaMen]有的用这套小房子换了更大的房子，有的则仍然留着它出租盈利。

　　作为万汇楼最早的住户之一，焦丽如也一直在努力攒钱。她和男友在万汇楼结婚，继而又生子，接来父母。买房便成了一件迫切的事情。可是，他们[TaMen]错过了买房的最佳时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房价不断上涨，现在一家五口仍然居住在焦丽如最初租住的小房子里。有一段时间，焦丽如幻想着万汇楼会转租为售，以优惠价格卖给他们[TaMen]这些老租户。后来连她自己都觉得这个[ZheGe]想法太过天真，她又开始关注万科[WanKe]的其他小户型住宅[ZhuZhai]。有一天，她在电脑上看到万科[WanKe]研发15平方米极小住宅[ZhuZhai]的消息之后，她说，这或许也是一个[YiGe]办法。不过后来想了想后说，“15平方米还是太小了，再大一点会好些。”

　　雷发平做过一次统计，他发现，万汇楼里第一年入住的租户中，各有1/3的人在住了1年和2年之后离开；只有1/3的租户居住时间超过了3年。

　　不管是租还是卖，小房子可以解决很多功能性的问题，但它最终还是绕不过一些社会符号，比如安全感，家庭生活，人在一个[YiGe]城市里的归属感、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等等。房子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商品，在中国更是如此。

　　每年，都有数百万大学生毕业，同时又有上亿的农民工来到城市里打工，他们[TaMen]需要住房，也急于在一个[YiGe]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数万个万科[WanKe]加起来也完成不了的任务—因为为社会提供保障是政府的事。

　　荣丰[RongFeng]和万科[WanKe]都看到了一个[YiGe]巨大的市场，但它们都没找到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文中罗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