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一种亚文化，网络恶搞虽然具有抵抗意义，但只是一种仪式的抵抗。其手法主要是后现代所强调的复制与拼贴。作为一种传播文化，它必然会受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结构性制约，这在当下主要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与商业文化的收编。

[关键词] 恶搞，亚文化，后现代，政治经济学

      2006年，网络恶搞文化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年初，一部“馒头血案”的问世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馒头”在全国范围内的走红，使人们重新反思网络文化及其与精英文化的关系。不少人因此而欢呼，说如果此前恶搞不过是伟大作品的寄生虫，那么此后则开始了“草莓族”反哺文化精英的时代。然而，当恶搞者无所不搞并受到政治整肃时，当恶搞文化不断遭遇来自商业文化的收编时，在这场网络狂欢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9期刊发了《“娱乐”与“抵抗”》一文，作者以文化研究学派尤其是费斯克的理论为支点，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乐观与肯定的分析。笔者以为，文化研究偏爱的文本与受众固然重要，但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权力机制对媒介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故特撰此文予以回应与补充。

恶搞：亚文化的仪式抵抗

      从文化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文化除了其代表性的主流文化外，还存在着种种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辅助的、次要的、边缘的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 [1] 比如，同性恋者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亚文化群体，他/她们拥有一种共同的亚文化。依此推理，“恶搞文化”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事实上，它已汇集成一种独特的网络亚文化。大致来看，该文化的生产者大多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恶搞文化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青年亚文化研究是英国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 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那么，青年亚文化抵抗的到底是什么呢？伯明翰学派的回答是：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不是代际间的矛盾，而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亚文化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 [3] 因而，伯明翰学派所阐述的最重要的亚文化研究方法之一，就是“从权力和抗争与亚文化关联的角度来考察亚文化究竟是如何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4]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反霸权的意识形态同样体现在恶搞亚文化之中。以恶搞代表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例。该作品的讽刺矛头直指《无极》中的文化霸权。众所周知，这部影片耗时3年、耗资3.4亿人民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正是这样一部电影让不少走出电影院的观众大呼“上当”。如今的娱乐圈有一种怪现象：制作班底动辄以数千万甚至上亿人民币，来制造所谓的中国式大片。这样，“有限的投资涌向几个文化寡头，以此打造所谓的宏大‘票房神话’，但这种‘资本集权’同时也催生了文化霸权。” [5]《无极》就是一个负面的例证。尽管影片沿袭了好莱坞式的华丽修辞，却无法让公众获得基本的价值认知。这部造价不菲的豪华影片逻辑混乱、台词滑稽，在影院里引出的只是阵阵哂笑。而恶搞这种类型的创作正是在模拟、戏仿和反讽的再编码中示以反抗。《馒头》以当代“圆环套圆环娱乐城”的血案为母题，批评、颠覆、移置和篡改了原作的语义。恶搞者在这种智力博弈的过程中，将个性张扬到极致。

      学者威利斯曾将列维—斯特劳斯的“异质同构”的概念移入亚文化分析中，为亚文化风格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他研究了兴奋剂在嬉皮士文化中的地位，认为兴奋剂不是由于自身的药理作用而成为嬉皮士文化的中心，兴奋剂只是提供了一种途径，使得嬉皮士超越现实的障碍，进入“彼岸世界”，在那里享受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说，兴奋剂所提供的潜在意义和嬉皮士所要达到的理想是一致的，兴奋剂使嬉皮士内在意义的实现成为可能。即兴奋剂与嬉皮士的文化理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异质同构”。 [6] 无庸讳言，恶搞短片与恶搞者的文化理想之间也架起了一座“异质同构”的桥梁。大致来讲，恶搞文化的生产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后向出生于70年代之前的人们扩散。这两代人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信念。胡戈曾指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存在着文化冲突与文化代沟。比方说老一辈的人觉得一些老电影中的形象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年轻人就觉得这些电影只是一些文艺作品，形象就是虚拟的，可以拿来调侃。” [7] 正是这种“调侃”携同“个性”、“时尚”、“好玩”等当前年轻人的文化心态与恶搞文本之间结成“异质同构”。显然，恶搞短片在此充当了恶搞者的兴奋剂，使恶搞者从理性的“现实世界”进入到狂欢的“彼岸世界”。在那里，他们以各种形式的戏仿、滑稽改编、戏弄、贬低、亵渎、打诨来宣泄情感，张扬个性，并在恶搞的语境中反叛现实、寻求本我的认同。

      然而，这种亚文化的抵抗主要体现在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希望通过得到受众的认可与欢迎来实现所谓的符号民主。但回归到现实世界，无论是对于现实的政治秩序还是经济体制，它所能起的作用都很有限。比如，对《无极》恶搞也许会换来民众的会心一笑，但它决不可能冲击或改变中国的电影生产中所出现的追求大片的内在机制。因此，在这层意义上，恶搞文化所代表的是反抗，但只不过是一种象征与仪式的抗争。

解构：后现代的颠覆之途

      勿庸讳言，恶搞的亚文化表征是由诸多后现代手法汇集而成的，从而制造出强烈的反讽效果。也许恶搞者的初衷只是表达一种个体的“解读”行为，而他们采取的策略却是标准的后现代“解构”——将作品的能指和所指撕裂，从而瓦解其中所蕴含的深度模式。它往往以戏谑、搞笑的方式让人们开怀一乐，并给被批判者一种尴尬。

      在后现代的解构之维中，“复制” 与“拼贴”已成为恶搞文化的两大后现代性状。本雅明曾指出，“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尤其是通过拼贴式组接，能指的重新排列使所指发生颠覆性的转移，从而为受众带来视觉的全新体验。如今，当我们置身于网络所营造的视觉王国里，也会深深感受到复制与拼贴的无所不在。比如，小胖，这个南宁第十四中学的学生，因其愤世嫉俗式的一回眸而成为网络PS族的最爱。他的头像被切换于各种场景，被用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恶搞剧《武林外传》大量引用了现代明星绯闻、流行歌曲、环保理念，套的是明代的时间及地点。打着武林的招牌，卖着中西合璧的膏药，比如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村上春树的小说。作品通过联想把不同的时空恶搞在一起。再比如，在《无极》中，当无欢要杀死倾城时，他拿出一个保存多年的馒头，痛苦地回忆，当年就是因为这个馒头，被倾城欺骗，从而在成长中人性扭曲。但在《馒头》中，胡戈以特写的方式重现当年的情景，馒头已被倾城一口一口地吃掉了！他将这一幕与当前的情景复制、拼贴到一块，从而制造了强烈的反讽效果。不仅如此，《馒头》中的满神牌嘟喱水和逃命牌运动鞋等也无不呈现出制作者移花接木、集成重组的技巧。总而言之，恶搞者一面嘲笑原作，一面又利用原作制造新的语义，并在这种智力博弈的过程中，将个性张扬到极致。不言而喻，“恶搞”构成了新的文化消费模式：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在模拟、戏仿和反讽的再编码中获取文化解构的快感。

      在后现代解构主义人士眼中，结构来源于对意义和中心的先验性设置，而其本身往往无法逃离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因此需要对这种抽象结构进行消解，最终使得“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 [8] 作为后现代潮流中的一员，恶搞群体的一个重要的解构策略就是“去教化中心”与“去精英中心”。在当下后乌托邦式的平民生活中，受众的反精英主义情结已日益普遍。人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等精英话语的灌输已渐生抗拒。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颠覆经典、解构传统的技法在恶搞中随处可见，它们已成为恶搞文化的特定修辞。比如，在对黄健翔“解说门事件”的恶搞中，网友竞相在逻辑、句式和语词上对“黄氏解说”进行反讽式模拟，其主题从中国移动、中国石化到中国的房地产商等等，极尽变化之能事。使这个原本严肃的涉及新闻伦理的事件，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剧烈的价值飞跃，成为互联网上的一大“盛事”。《馒头血案》则在框架上完全套用了《中国法制报道》电视节目样式，片头预告，演播室镜头，播报方式，用语习惯等，连主持人也直接移用。这样，法制节目原有的严肃内涵被彻底掏空，取而代之的则是一部由拼贴改造而成的闹剧。

      后现代一直以其所内蕴的质疑与批判力量而受人们青睐，但它只重摧毁而无心建设的弊端也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对于恶搞文化来说也是如此。恶搞让我们看到了不足，但它本身并没有解决这些不足。尤其值得思索的是，这些不足往往也是特定语境与体制的产物，而恶搞者大多致力于文本意义的发掘及受众狂欢的打造，对文本得以产生的社会语境的忽略使他们的批判停留在表层。事实上，这也正是文化研究学派长期以来存在的不足，而导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无疑能开阔我们的思路。

收编：恶搞的政治经济学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所有的传播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作为文化，它们会受制于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性制约力量，这种制约性或有形或无形地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恶搞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它们又遭遇了什么呢？

      众所周知，随着网络恶搞文化的发展，一批“红色经典”的恶搞视频开始在网上广为流传。在这些所谓的“创意”中，雷锋因为帮人太多劳累过度而死、黄继光因摔倒而顺便堵上了枪眼、董存瑞的死因是被炸药包的两面胶粘住了……又如，在恶搞视频《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中，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整天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地产巨商子弟”，潘冬子与恶霸地主胡汉三之间的阶级斗争还被恶搞成“参赛歌手”与“评委”之间的脑筋急转弯游戏。其中充满了对英雄与先烈的秽语。这种以“自由”为标榜，拿“崇高”来开涮的调侃很快招来了民众的广泛谴责与政府监管机构的警觉。

      作为亚文化的恶搞一旦触动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雷区，那么它必将遭遇主流文化的整肃。于是，广电总局迅速声明正在制订有望近期出台的“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例”，将对视频网站的违规现象进行严打。新条例出台后，只有新浪、搜狐、网易等上市门户网站才能拥有开展视频服务的资格。而个人要传播视频内容，需要领许可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指出，除了红色经典不容“恶搞”，优秀传统文化也不容恶搞，否则我们国人的感情将会受到伤害。2006年下半年，许多地方都召开了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各种报刊广泛刊登了反对恶搞红色经典的文章，它们和即将出台的条例一起成为天罗地网，让恶搞者们真切地感到在强大的政治力量的约束下自身的弱小，文化的狂欢决不能超越政治的底线。

      当然，踏入政治雷区的恶搞视频仅仅是一小部分，不过，那些没有受到政治打压的恶搞片面临的是另一种危机，那就是消费主义经济对其的收编。如果说胡戈的“馒头”令恶搞文化首次站在了流行潮流的风口浪尖，那么，对“解说门”事件的恶搞则让商家看到了恶搞文化的无限商机。在网友恶搞黄健翔的同时，精明的商家迅速将“黄腔”制成手机彩铃全面上线，供大批球迷、非球迷疯狂下载，广为传“拨”。事后短短数日里，国内各大网站纷纷出现黄氏解说的多版彩铃，方言版、说唱版、摇滚版、嗲女版，更有“芙蓉姐姐普通话版”、“中国VS日本版”等等，让人忍俊不禁。仿佛顷刻间，“黄氏事件”就完成了从“娱乐”到“生产力”；从“欢笑”到“财富”的价值跨越。比如，“啊，通啦！通啦！通啦！手机没有关机，电话接通啦！……你获得了胜利，你拨打的号码没有错误，伟大的你！伟大的你今天没有打错电话！打电话的朋友万岁！”这条家喻户晓的彩铃在两天之内传遍全国。据业内人士推算，此类彩铃在两三天内大概有10万人次下载，如果以每条2元计算，“解说门事件”所催生的网站下载收益将超过百万。

      显见，这就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潜规则：在经济利益的感召下，形形色色的事物竞相进入商业漩涡。这样看来，恶搞文化看似娱乐、颠覆；实则已很快成为一种营销手段和生产方式。换言之，当网站等商业机构也乐此不疲地参与到类似游戏中时，恶搞原有的反叛与个性已然消失。在商业资本主宰的语境中，它们立即成了机构牟利的工具。事实上，恶搞的商业特性早已被商家充分发掘。传媒学者迈克·格劳迪说：“越是大的公司，就越是对‘恶搞’持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能够让受众或者是顾客提交自己的想法和内容，才能够和他们形成良性的互动，品牌的认知度也会随之提高。” [9] 这不啻是揭示出恶搞文化在商业语境中的宿命：恶搞群体生产出来的新的、对抗性的意义及文化，被资本和市场加以收编和利用，而当蔓延世界的商品经济把恶搞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利润丰厚的商品时，我们原来所追寻的意义又在哪里？当反抗褪下了自己的外衣而成为纯粹的娱乐时，文化在商业的收编下溃不成军。

      综上所述，作为网络时代激情反叛的表征，恶搞文化所代表的不过只是一种狂欢的仪式，它既可能消失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下，更可能淹没在商业利益的收编中。这一切消解了它原有的颠覆意义，余下的只不过是一种宣泄的仪式，一种虚无的抵抗和一种时尚的商品。在当前的语境下，恶搞文化能否继续？以后还有没有“馒头”？这已成为民众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笔者以为，抛开那些触犯政治禁忌的恶搞视频不说，在弥漫着消费主义的社会氛围中，网络恶搞并不会从此销声匿迹，商业利益将是恶搞文化得以存活的主要动力。新管理条例出台后，恶搞文化极有可能是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妥协的产物。换言之，恶搞者与商业网站将遵照经济利益最大化、政治风险最小化的原则来生产恶搞文本。因此，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网络恶搞中，“馒头”尤在，“红星”无存。不过，那时的“馒头”将价值不菲。

注释：

[1] 姜楠：《文化研究与亚文化》，《求索》，2006年第3期。

[2]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30页。

[3] 胡疆锋、陆道夫：《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4] 陆道夫：《英国伯明翰学派早期亚文化研究探微》，《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5] 朱大可：《埋伏在影院里的文化霸权》，《南风窗》，2004年第15期。

[6] 黄晓武：《文化与抵抗——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外国文学》，2003年第2期。

[7] 蓝晓雁：《胡戈：恶搞是种创意，给人带来欢乐》，《新周刊》，2006年第17期。

[8] 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第174页。

[9] 陈旧：《娱乐至死 恶搞成疯》，《新周刊》，200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