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力图 广州[GuangZhou]报道

　　“那时候的我心里很伤感，二十多年来辛辛苦苦办工厂[GongChang]，最后还是不能妥当安排好那些一直跟着我的人。”台湾[TaiWan]商人苏星（化名）感叹道，今年4月他关闭工厂[GongChang]并遣散工人时，有一对跟着他近10年的夫妇苦苦地求着自己，“老板，我们能不能继续跟你，做房地产[FangDiChan]，做什么都行。”

　　苏星投身房地产[FangDiChan]始于2007年，他回忆，最初只为供养自己的工厂[GongChang]，随后他发现，“一套房子的收益回报比工厂[GongChang]一年的纯利润[LiRun]还高”，今年他终于结束了20年制造业生涯，专心做大陆[DaLu]的房地产[FangDiChan]投资。

　　“这是很多大陆[DaLu]和台湾[TaiWan]商人迫不得已的选择。”苏星无奈地对记者说，弃实业投资房地产[FangDiChan]，是很多珠三角企业[QiYe]主普遍的做法。

　　开工厂[GongChang]不如炒房

　　台湾[TaiWan]商人苏星1989年便到东莞创办玩具厂和电子配件厂，最风光的时候，他曾在珠三角地区拥有5家出口制造工厂[GongChang]，用他的话来形容，“管着几千名员工的口粮。”

　　但是，工厂[GongChang]的效益从2006年底开始走下坡路，“订单明显开始减少，库存有一部分出不去，现金流十分紧张。”苏星回忆，玩具厂以往每年的订单都能保持在8000万件以上，然而，2007年底，光是库存就有4000万件，“当年的利润[LiRun]被腰斩了。”

　　眼看着身边众多代工企业[QiYe]倒闭，苏星很快就意识到要储备粮草过冬。首先，他想到银行，“那年头，还可以从银行把钱借出来，虽然不是很多，起码能把资金周转部分都基本解决。”

　　然而，就在那一年，苏星需要准备近1000多万元为前两年预订的新生产线余额埋单，“不能不要，要是生产提高不上来，厂子今后发展都会有问题。”手里只有600万元现金的苏星正在咬紧牙关四处筹钱，可是那年头谁都缺钱。

　　于是，苏星想到了卖掉手上的商铺[ShangPu]和在广州[GuangZhou]、深圳的房子，“我卖了5个商铺[ShangPu]，资金回收了200多万，然后卖了深圳的3套房子还有广州[GuangZhou]的4套房子，那时候房价不是很高，总共才卖了不到600万。”

　　2008年之后，苏星手中只要有闲置的资金，便陆陆续续地买入了厂房、商铺[ShangPu]和住宅。没想到，房地产[FangDiChan]又成了他和工厂[GongChang]的救命稻草。

　　“我以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最糟糕的时候，没想到两年后情况更加恶化。”苏星开始给记者数着工厂[GongChang]从2010年底开始的各种“倒霉账”，工厂[GongChang]的订单每况愈下，2011年相比2010年减少了四分之一。

　　与2008年不一样，3年后，原材料上涨、人工成本攀升让苏星头疼不已。“2011年以来，工人工资上涨15%，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了25%，有些厂子场地是租回来的，租金突然就涨了10%，加工企业[QiYe]谁都喊苦，谁都吃不消。”

　　此外，税收也让苏星烦恼。相比较台湾[TaiWan]的增值税只有5%，大陆[DaLu]则是17%，而台湾[TaiWan]的企业[QiYe]所得税是17%，大陆[DaLu]则是25%。“我的一些厂能够获得所得税5%的减免，但各种费各种款，又把这笔款填平了。”苏星称，这些税费在企业[QiYe]的收益比例中占得太大。

　　苏星用了“惨不忍睹”来形容5个厂去年的利润[LiRun]，他称，只剩下一个电子加工厂[GongChang]还能勉强盈利10%，其他的只能保本，或者亏损6%左右。

　　眼看着工厂[GongChang]亏损的窟窿越来越大，苏星再次陷入了找钱的漩涡中。

　　他苦笑道，身边做出口企业[QiYe]的朋友跟他的景况差不多。他称，类似他这样的工厂[GongChang]，毛利能有10%左右就不错。不仅要还银行贷款利息，还需支付员工工资、福利，缴增值税、地方税费、营销支出还有物流费用都是大的支出。“销售额上亿元的工厂[GongChang]，利润[LiRun]差不多只剩两百万左右。要是碰到上下游的垫付款不能兑现，货款回收难，那这一年就白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