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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项改革的推动者都在努力顺承历史进步的方向，然而有些时候，改革需要“以退为进”。进退维谷中，郭树清再次做出了艰难而坚定的选择。

　　上一周，主板退市新规正式出炉。至此，平均4天出台一则新政的“改革大员”郭树清，在短短半年内全面建立起了包括创业板在内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退市制度体系——此刻的内地股市，不“退”便无以为“进”。

　　然而对退市一端进行破冰式改革的郭树清，面对上市环节却迟迟不下“猛药”，新股发行的通道中，排队上市的公司们依旧前呼后拥。一片建言与质疑声中，证监会终于在上一周正式表态，未来发行改革的突破口将锁定于“信息披露”，至于停发与否、发行快慢、价格高低，则交由市场自主博弈。

　　拒绝人为截断上市通道，同时积极搭设退市通道，这就是主打市场牌的郭氏逻辑。套用一句流行语，“上或不上市，市场就在那里，不舍不弃；退或不退市，标准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然而投资者对此并不买账。既然相信市场的价值判断力，要还权于市场，为何不与国际全面并轨，连同审批之权统统放归市场，将新股上市的审批制彻底变革为注册制呢？到那时，上市金身全面贬值，新股发行高溢价必定急转直下。

　　从这个角度来说，郭氏改革仍有些半推半就，他在摸索的或许是一条股市改革的“凯恩斯路径”，认同市场这个“无形之手”仍需“有形之手”的辅佐甚至矫正，政府依旧要“有所为”。

　　一部分舆论开始质疑：既然改革框架本不是纯粹的市场主义，奈何还执著于市场化的教条，不愿成为关停新股发行大门的推手呢？

　　然而，站在制度建设的高度，发行环节的人为审批与上市闸门的人为关停之间有着本质区别。行走于凯恩斯路径上的郭树清，试图借助政府的指挥棒疏通市场这池活水，他频频出手的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市场的价值判断和资源配置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阉割市场”。

　　如此安排又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以退为进”——为了愿景中的市场化，郭树清不得不容忍短期内的非市场化元素；为了长期利益，投资者也不得不退一步，容忍监管层放弃短期见效明显的“停发指令”，给市场一次机会，去历练和证明自己。

　　既然已经作出了非市场化的让步，且请监管层握紧手中的行政利剑，从制度建设层面，尽可能地为日后市场化体系的真正到来而披荆斩棘。

　　首当其冲的是，不关停IPO闸门的同时，请起码斩断捆绑于IPO之上的巨大利益链。

　　回首过往，内地股指虽十年轮回、投资者囊中羞涩，但大量高管、PE、中介机构甚至一部分职权人员一夜暴富的酣梦却得以成全。从筹备上市到审批发行，大量的粉饰、利益输送和价格泡沫已经淹没了上市公司最初的投资价值，即便IPO的通道里尚存好公司，也早已没了值得投资的好价格。

　　如今，IPO环节积聚的大量财富不单挤压了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润空间，更为重要的，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平衡已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由于上市融资和减持套现的收益远大于脚踏实地做实业，大量企业高管只是奢望一战成名，通过各种手段透支业绩成长性，变本加厉地吹大上市之初的价格泡沫。另外，对于投资银行来说，IPO项目的利润率远远大于企业债，仅保荐代表人在IPO项目中的一个签名就价值数百万元，导致投资银行发展债券业务的动力严重不足。而从成熟经济体的成长轨迹来看，发展债市才是壮大资本市场的最重要路径。如今看来，斩断IPO的利益链不再仅关乎股票市场的公平正义，更关乎市场的长远发展。

　　其次，如何斩断这条利益链条，既需要改革的艺术，又需要改革的魄力。监管层不妨再从已上市公司入手，继退市新规后，就“上市公司财务粉饰追溯调整”以及“中介机构问责机制”方面，做出更为明确的表态。

　　在刚刚结束的港股洪良国际虚增利润的造假案中，香港证监会不仅成功迫使上市公司按照停牌前的股价将募集到的资金悉数退还中小股东，同时撤销了保荐机构兆丰资本的保荐牌照并处4200万港元罚金，相当于没收了其作为洪良国际保荐人的全部所得，这是香港证监会迄今为止开出的最严厉的一张罚单。

　　港股市场尚且如此，内地股市难道就没有“洪良国际”吗？郭树清任内能否铁腕揭黑，对不以本来面目示人的上市公司以及帮助公司过分粉妆的中介机构一并“零容忍”，是决定其市场化改革路径能否贯彻到底的关键一环，借此培养出的诚信规范和成熟的中介群体，是未来发行注册制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

　　再次，能否及时革新政绩观，不再以市场扩容论成败也决定着这轮改革的最终命运。

　　从早年的支持国有企业脱困，到近年来帮助产业结构调整，内地股市自诞生之初便肩负着服务大经济的历史重任。郭树清此前一周出席上海陆家嘴(600663,股吧)金融论坛时还提到，金融危机受伤最深的美国之所以快速恢复，而大洋彼岸的欧洲却陷入经济衰退的原因，在于二者背后金融结构的迥异，美国为代表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显示出了更强的弹性和更快的恢复能力”。

　　强化股市对经济贡献的唯一路径就是扩容，不难看出，提高资本市场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占比自然是郭树清任内的职责所在。事实上，扩容规模在过去20多年内始终是历届监管层和各类型交易所评价工作得失的最重要指标。然而时至今日，这却成为股市投资者心中最大的忌惮。

　　不久前，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提出，到2020年上交所股票市值争取做到70万亿元到80万亿元之间，而截至今年6月末，沪市总市值尚约15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倘若缺乏沪指暴涨的支撑，未来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一级市场的扩容规模将达到过去20年扩容总量的4倍之多。

　　上交所的宏图大志不免令投资者唏嘘不已。如果股市的使命不再如20年前一般被简单定义为服务经济的融资渠道，也扮演起了分享国内经济和企业成长的投资渠道，那么革新政绩观便成为当务之急，成为与时俱进的应有之义。

　　在任何一个制度完善的金融体中，股票都是以风险资产类别而存在的。可以肯定地说，伴随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日臻成熟，股票最终还是要凭借它的高风险性而区别于其他金融资产。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郭树清的改革能催生无风险的股票市场，但却完全有理由期待，改革能建构“风险面前，人人平等”的市场、促成“风险公开，你情我愿”的买卖，这是评估改革效力无可再退的最后底线。文 /智梦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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